当然，陆扬显然是想多了，崇祯帝可不会将一个正四品的知府，直接超擢为正二品的风宪首臣。“陆扬听旨”，崇祯帝道。
“微臣在”。
“朕命你为大理寺少卿”，崇祯帝道。
“谢陛下隆恩”，原来皇帝说的「掌理一院」，是指大理寺啊，而且，还是个少卿。这个任命，与温体仁的建议，倒是差不多，都是将陆扬从正四品提拔为从三品，算是提拔了半级。不过，大理寺少卿比詹事府少詹事，还是重要很多的，特别是在还没有太子、皇子的情况下。
“此外，大理寺卿倪文璐，朕已外放为浙江布政使。而且，朕暂时也不会任命新的大理寺卿。所以，在大理寺，你实际上，便是一寺主持”。
“微臣，感谢陛下信任”，陆扬道。心里暗道：「一寺主持」，怎么听上去，好像，是个僧官？！
“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如汉之张释之、于定国，唐之戴胄，皆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而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寺少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望也”，崇祯帝道。
“臣，恭领圣训！”陆扬道。
“退下吧”，挥挥手，皇帝接着批阅奏章去了。
“微臣告退”，陆扬慢慢退出了御书房。
～～～
“阁老，实在抱歉，没想到圣上将陆扬给调到了大理寺，实在出乎意料啊”，在朝会上，见左右官员相距甚远，吏部尚书苦笑道，“下官在奏疏中，确确实实，建议的是，让陆扬任詹事府少詹事”。
“贺太宰不必在意，朝事，岂能事事如意”，温体仁微微笑道，“更何况，大理寺，是个不错的地方，那陆扬不是以「大宗师」自负嘛，如今，将他调到刑狱衙门，成天干刀笔吏的事儿，看他还能不能继续装模作样”。
“阁老高见！”吏部贺尚书笑道，“他要是干得卖力，干得好，咱们就说他外饰儒袍，其实内藏法家阴骘之心，其实是个刑名法术的刀笔吏。他要是干得不好，咱们就说他，其实是个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干的碌才”。
“就是这个意思”，温体仁笑道，“您是太宰，执掌吏部，考核官吏，还不是您来。到时，上个折子，老夫在内阁票拟支持一下，陆扬这小子，便算是完了”。
～～～
在大理寺的签押房里落座，陆扬心中感慨不已。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弘治以后，只阅案卷，囚徒俱不到寺。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也就是说，大理寺的工作，主要是给刑名案件，把把关，做最后一道审核，同意的，具狱发遣，不同意的，则驳正。同时，它是「书面审」，而不用像后世法院那样听控辩双方来回质证、辩论，搞什么「开庭审理」，而只要看看卷宗即可。如果有重大案件，则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会审，相当于三个机构搞联署办公，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审理重大案件。
刚来到大理寺，便有案件，报了上来。陆扬拿着卷宗，看了起来：原来是京畿附近，有一名叫刘孟卿的秀才，早年丧父，对于寡母，平日里极为孝顺，偶然的一个时候，他母亲周氏强行从族人那索要了一些钱财。刘孟卿认为这些是非应得之财，不可收用，于是劝母亲周氏退还，但周氏不同意。于是，刘孟卿凑了些钱，私下里将钱财退还给了族人，此事后来被周氏得知，他认为如此一来，自个儿会被人耻笑，气得吊树而死。此案，由县、府、提刑按察使司审后，依照《大明律》中的「违犯教令」条目拟绞，提交给刑部，刑部在「说贴」中批示：违犯教令且致母自尽而死，依律拟绞，并无不当，照准。
看罢此案，陆扬叹息不已，后世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有一个「儒家化」的过程，开始，总觉得「儒家化」应该是温情脉脉的，总比法家那种「冷酷的理性主义」好吧。没想到，将儒家教条法律化，也有恐怖的一面，「法律的儒家化」其实也是一个「儒家的法家化」的过程，还真应了清代戴震的那句名言——「酷史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陆扬暗忖：常言道，法律乃最低限度的道德，一旦将所有的道德都法律化，那岂不是将道德给强制化、无限化了，最重要的是，岂不是将道德给僵化了？！法律与道德，毕竟是不同的，拿这个刘孟卿的案子来说，如果是个道德问题，没有人会说他是不孝，可是，一旦变成法律，法律是很僵化的，只要违犯教令且致母自尽而死，便是拟绞，没什么商量余地，县、府、提刑按察使司、刑部，都在卷宗提了句「其情或有可悯」，但判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判了「绞」，可见律法的无情与僵化。有念及此，陆扬提笔，在卷宗上，写了个大大的「驳」字。
既然驳了刑部的「拟判」，自然不能不有所说明。不过，陆扬毕竟是个现代灵魂，虽然在大明已经待了这么些年，但在《大明律》方面，自然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于是，陆扬找来几名寺丞、评事，让他们协助，合议一番。然后，陆扬再亲自动笔，写下了「驳辞」，在符合《大明律》的基础上，表达了陆扬自个儿的看法：
“有违正命，致令父母自尽，自属背礼违法，罪有应得。至于不从乱命，则不然，不可目为「违犯教令」，刘孟卿事亲极谨，对于尊亲之失，慨然而谏，谏而不从，私而改之，不但不违孝道，反而深合儒门事亲之道。刘母之命，本乱命耳，自不便照「违犯教令」而拟刑。董子曰「原心定罪」，本朝律例，乃太祖高皇帝钦定，以太祖之明，又岂有拟判孝子入罪之理？！惟其母之死，究由该犯私还钱文所致，衡情酌意，照「违犯教令」而减等拟罪，本寺拟改判杖一百”。
陆扬这份「驳辞」，按现代法律概念来说，基本意思即：犯罪嫌疑人（刘孟卿）没有犯罪动机，不构成「违犯教令」的罪名，同时，从「立法原意」来看，《大明律》的立法者——太祖皇帝，也绝对不会如此规定，生硬地将刘孟卿违反乱命等同于「违犯教令」，绝对是违反太祖本意的，也不符合《大明律》教化万民的目的。
此驳一出，没想到，刑部倒是没啥意见，刑部尚书王在晋与陆扬有些交情，大笔一挥，同意改判，如此一来，陆扬在大理寺甫一上任，便建立了威望。
“微臣在”。
“朕命你为大理寺少卿”，崇祯帝道。
“谢陛下隆恩”，原来皇帝说的「掌理一院」，是指大理寺啊，而且，还是个少卿。这个任命，与温体仁的建议，倒是差不多，都是将陆扬从正四品提拔为从三品，算是提拔了半级。不过，大理寺少卿比詹事府少詹事，还是重要很多的，特别是在还没有太子、皇子的情况下。
“此外，大理寺卿倪文璐，朕已外放为浙江布政使。而且，朕暂时也不会任命新的大理寺卿。所以，在大理寺，你实际上，便是一寺主持”。
“微臣，感谢陛下信任”，陆扬道。心里暗道：「一寺主持」，怎么听上去，好像，是个僧官？！
“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如汉之张释之、于定国，唐之戴胄，皆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而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寺少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望也”，崇祯帝道。
“臣，恭领圣训！”陆扬道。
“退下吧”，挥挥手，皇帝接着批阅奏章去了。
“微臣告退”，陆扬慢慢退出了御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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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老，实在抱歉，没想到圣上将陆扬给调到了大理寺，实在出乎意料啊”，在朝会上，见左右官员相距甚远，吏部尚书苦笑道，“下官在奏疏中，确确实实，建议的是，让陆扬任詹事府少詹事”。
“贺太宰不必在意，朝事，岂能事事如意”，温体仁微微笑道，“更何况，大理寺，是个不错的地方，那陆扬不是以「大宗师」自负嘛，如今，将他调到刑狱衙门，成天干刀笔吏的事儿，看他还能不能继续装模作样”。
“阁老高见！”吏部贺尚书笑道，“他要是干得卖力，干得好，咱们就说他外饰儒袍，其实内藏法家阴骘之心，其实是个刑名法术的刀笔吏。他要是干得不好，咱们就说他，其实是个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干的碌才”。
“就是这个意思”，温体仁笑道，“您是太宰，执掌吏部，考核官吏，还不是您来。到时，上个折子，老夫在内阁票拟支持一下，陆扬这小子，便算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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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寺的签押房里落座，陆扬心中感慨不已。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弘治以后，只阅案卷，囚徒俱不到寺。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也就是说，大理寺的工作，主要是给刑名案件，把把关，做最后一道审核，同意的，具狱发遣，不同意的，则驳正。同时，它是「书面审」，而不用像后世法院那样听控辩双方来回质证、辩论，搞什么「开庭审理」，而只要看看卷宗即可。如果有重大案件，则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会审，相当于三个机构搞联署办公，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审理重大案件。
刚来到大理寺，便有案件，报了上来。陆扬拿着卷宗，看了起来：原来是京畿附近，有一名叫刘孟卿的秀才，早年丧父，对于寡母，平日里极为孝顺，偶然的一个时候，他母亲周氏强行从族人那索要了一些钱财。刘孟卿认为这些是非应得之财，不可收用，于是劝母亲周氏退还，但周氏不同意。于是，刘孟卿凑了些钱，私下里将钱财退还给了族人，此事后来被周氏得知，他认为如此一来，自个儿会被人耻笑，气得吊树而死。此案，由县、府、提刑按察使司审后，依照《大明律》中的「违犯教令」条目拟绞，提交给刑部，刑部在「说贴」中批示：违犯教令且致母自尽而死，依律拟绞，并无不当，照准。
看罢此案，陆扬叹息不已，后世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有一个「儒家化」的过程，开始，总觉得「儒家化」应该是温情脉脉的，总比法家那种「冷酷的理性主义」好吧。没想到，将儒家教条法律化，也有恐怖的一面，「法律的儒家化」其实也是一个「儒家的法家化」的过程，还真应了清代戴震的那句名言——「酷史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陆扬暗忖：常言道，法律乃最低限度的道德，一旦将所有的道德都法律化，那岂不是将道德给强制化、无限化了，最重要的是，岂不是将道德给僵化了？！法律与道德，毕竟是不同的，拿这个刘孟卿的案子来说，如果是个道德问题，没有人会说他是不孝，可是，一旦变成法律，法律是很僵化的，只要违犯教令且致母自尽而死，便是拟绞，没什么商量余地，县、府、提刑按察使司、刑部，都在卷宗提了句「其情或有可悯」，但判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判了「绞」，可见律法的无情与僵化。有念及此，陆扬提笔，在卷宗上，写了个大大的「驳」字。
既然驳了刑部的「拟判」，自然不能不有所说明。不过，陆扬毕竟是个现代灵魂，虽然在大明已经待了这么些年，但在《大明律》方面，自然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于是，陆扬找来几名寺丞、评事，让他们协助，合议一番。然后，陆扬再亲自动笔，写下了「驳辞」，在符合《大明律》的基础上，表达了陆扬自个儿的看法：
“有违正命，致令父母自尽，自属背礼违法，罪有应得。至于不从乱命，则不然，不可目为「违犯教令」，刘孟卿事亲极谨，对于尊亲之失，慨然而谏，谏而不从，私而改之，不但不违孝道，反而深合儒门事亲之道。刘母之命，本乱命耳，自不便照「违犯教令」而拟刑。董子曰「原心定罪」，本朝律例，乃太祖高皇帝钦定，以太祖之明，又岂有拟判孝子入罪之理？！惟其母之死，究由该犯私还钱文所致，衡情酌意，照「违犯教令」而减等拟罪，本寺拟改判杖一百”。
陆扬这份「驳辞」，按现代法律概念来说，基本意思即：犯罪嫌疑人（刘孟卿）没有犯罪动机，不构成「违犯教令」的罪名，同时，从「立法原意」来看，《大明律》的立法者——太祖皇帝，也绝对不会如此规定，生硬地将刘孟卿违反乱命等同于「违犯教令」，绝对是违反太祖本意的，也不符合《大明律》教化万民的目的。
此驳一出，没想到，刑部倒是没啥意见，刑部尚书王在晋与陆扬有些交情，大笔一挥，同意改判，如此一来，陆扬在大理寺甫一上任，便建立了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