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上海新区商务中心正式开业，并且举行了十分盛大的开业仪式，几乎上海所有的名流、官员还有外国领事全部参加，而前来釆访的中外媒体多达30余家，举行的几项活动，如电影、舞会、综合晚会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样的盛况是以前的上海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后来的统计，在三天的庆贺活动里，共计有约20万顾客参加，而整个商业中心的营业额超过了60万两白银，这样的结果连杨育新等人也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华东政府的企业还和上海的30余位商人签定了总价盾约20余万两白银的定购商业合同，这也是华东政府首次大规模的对外出售工业产品。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华东政府除了建立一批大型重工业工厂之外，还建立了大量的中小型轻工业工厂，可以生产出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其中大部份都是生活日用品，如布匹、木制品、五金用品等等，而且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机器为动力，同时华东政府的企业都是采用的现代管理制度，尽管还存在着熟练工种不足，机器操作不熟练的缺陷，但仍然可以大大的降低生产的成本，这不仅大大的丰富了华东政府的日用品市场，而且还可以对外出售一批工业产品，这也是华东政府拼命要在上海弄到一块飞地，并且设立上海新区的最主要目地之一。
毕竟山东省的人口只有3000万左右，市场容量有限，必须要让华东政府的工业产品通过上海这个跳板，向整个中国地区销售，当然主要的市场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不仅仅是为了华东政府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对抗外国的商品输入，保护民族工业。
其实在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最大的损失并不是对外的赔款，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赔偿的大额白银主要有6笔，分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白银；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50万白银；1876年云南教案赔款20万白银；1881年《伊犁条约》赔款500万白银，共计4270白银，虽然其中有库平银、海关银的区别，但大体不会有太大的误差，而甲午之战的赔款高2.3亿白银，旧时空里庚子国变更是惊人的4.5亿，加上利息共计9.8亿。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主要的损是土地和市场，其中土地绝大部份都被俄国抢去，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在这个时代来说都荒无之地，从现实利益来看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而甴于战败被迫向各国开放市场，片面最惠国待遇和仅仅只有5％的关税。
由于欧美各国均已成为近代工业国家，早己经实现了机器化大生产，生产成本自然是大幅降低，仅以纺布为例，在19世纪中期，一个欧洲纺织厂的人工的生产效率大约是中国手工织布的15-20倍。再加上中国海关关税极低，既使是万里迢迢的从欧洲运到中国，价格也要远远低于中国的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
结果就造成了中国的市场几乎全部都被洋货占领，每年都要产生大量贸易逆差，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富外流，对本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也是极大的阻碍。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淸廷也成立了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工厂，如湖北纺织局，但一来是数量太小，形成不了产业规模；二来这些工厂的管理体制都极为落后，降底不了太多的成本，因此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获得一些盈利，在整体上是无法和外国商品竞争的。
而华东政府的工业产品在价格上对国外商品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目前的产能还不足，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有限，也形不成较大的冲击，不过这样一来也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华东政府的工业化还没有成熟之前，引起外国资本的注意力。
这次华东政府有10个工厂都在上海的商业中心租了商铺，而且全部都是生产日用品，布匹、火柴、食盐、五金制品、木制品等等，并且批零兼营。几乎上海所有的商人都来参加商业中心开业典礼，见海外华人的商品价格便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双方不仅签定了20万两白银的商业合同，而且还达成了不少不底于50万两白银的协议，在庆典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谈。
在庆典期间，徐济超、叶岩福又和上海的商人代表举行了会谈，回答了商人们的问题，又对华东政府的商业政策，税收、优惠等条件都做了详细的价绍，并且代表华东政府向商人们保证，政府一定会保障商人的私人利益，同时极力的邀请商人组团去青岛、天津考查等等。
其实华东政府对商业的态度、对投资商的优惠政策在以前都进行过详细的宣传，上海的商人们基本都知道，只是不太敢相信，因为这些条件实在太优厚了，优厚到上海的商人们都不敢想像，不过有徐济超、叶岩福做出保证，让商人们也相信了几分。而张謇则代表上海的商人做出承诺，在新年以后，一定会组成一个商人考查团，到青岛、天津去进行实际考查。
庆典就这样完美的结束，但上海商业中心的热度去不降，在庆典结来的五天时间，每天的顾客人数都达到1.5万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份人自然都是冲着电影来的，但也有相当一部份人则是来寻找商机，或者是打算在商业中心租间商铺，再不就是在上海新区里租一块地，修建房屋，因此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这样的局面也让杨育新十分高兴，证明庆典的花费是完全值得的。而在庆典的总结会议上，杨育新向徐济超、叶岩福提了三个建议，第一是在上海修建一座大型发电厂。现上海新区是靠2台200kw的柴油发电机，和2台100kw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日常发电300kw，但随着新区基础建设的扩大，对电力的需求也要大大提高，因此建一座大型发电厂是完全有必要的。
而且上海新区的位置虽然偏僻，但范围却要比法租界加公共租界都大，是完全可以容纳一座大型发电厂，而发电用煤则可以直接用汉萍煤矿购买。
而且杨育新发现，法租界、公共租界虽然都通了电，但兴建的发电厂功率很小，毕竟兴建大型发电厂的投资极大，不是个体商人能够完成的。1882年英国人立德尔（r. w. little）等招股筹银5万两，成立上海电气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从美国购得发电设备，在南京路江西路的西北角（今南京东路190号）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电厂，而发电功率仅为12kw。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立杆架线，串接15盏路灯。
1888年11月1日，上海电气公司改组，成立新申电气公司（new 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供电路灯增加到72盏；1893年8月2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银6.61万两，收购新申电气公司全部产业，并成立工部局电气处。这才建立3设备容量为197 kw的中央电站，供123盏弧光灯和6325盏白炽灯照明。后因用户增加，又耗银2.5万两，在斐伦路（今九龙路）30号动工建造设备容量为298.5 kw的新中央电站， 1896年5月21日落成发电。1901年6月，电站开始日夜供电。
到这时整个公共租界的发电量不到300kw，还没有上海新区的发电量多，仅仅只能供应公共照明，因此如果能够在上海新区修建一座1000 kw级别的发电厂，不仅可以满足上海新区的用电量，还可以向上海租界提供电力，并收取费用。
第二是在上海成立一个建筑工程公司，因为现在上海的基础建设的工程量极大，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如果还是从青岛派遣建筑工程人员，在手续、納税等方面都太麻烦了，不如直接在上海成立一个建筑公司，或者是在上海成立一个分公司，就要方便得多了。而对上海新区政府来说，指挥起来也更容易了。
第三是杨育新希望能在上海成立一个制衣厂，按照旧时空的时装样式生产服装，作为上海新区下一步的拳头产品，并且引领上海的时尚。
华东政府在青岛、天津都有制衣厂，但主要是对内销售，即生产军装、工作服、学生服等，真正推向市场的服装并不多，除了产能不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有限，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习惯于扯布做衣服，虽然花功夫费精力，但却是最便宜，因此做衣服是这个时代中国妇女必须掌握的技术，一如旧时空里80年代的中国妇女都要会织毛衣一样。
但上海的环境不同，由于受租界经济的冲击，上海地区的自然经济虽然并沒有完全瓦解，但己不占主要地位，而且从整体来看上海地区的收入较高，有钱人较多，对成品制衣的需求量很大，加上上海风气开放，对欧洲款式的西服、礼服、长裙、制服都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因此杨育新认为现代时装在上海应该是有竟争力的。而且杨育新还打算举行时装展览，甚致组建一支模特表演队，再选几部合适的电影，来推广这些服装。
根据后来的统计，在三天的庆贺活动里，共计有约20万顾客参加，而整个商业中心的营业额超过了60万两白银，这样的结果连杨育新等人也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华东政府的企业还和上海的30余位商人签定了总价盾约20余万两白银的定购商业合同，这也是华东政府首次大规模的对外出售工业产品。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华东政府除了建立一批大型重工业工厂之外，还建立了大量的中小型轻工业工厂，可以生产出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其中大部份都是生活日用品，如布匹、木制品、五金用品等等，而且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机器为动力，同时华东政府的企业都是采用的现代管理制度，尽管还存在着熟练工种不足，机器操作不熟练的缺陷，但仍然可以大大的降低生产的成本，这不仅大大的丰富了华东政府的日用品市场，而且还可以对外出售一批工业产品，这也是华东政府拼命要在上海弄到一块飞地，并且设立上海新区的最主要目地之一。
毕竟山东省的人口只有3000万左右，市场容量有限，必须要让华东政府的工业产品通过上海这个跳板，向整个中国地区销售，当然主要的市场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不仅仅是为了华东政府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对抗外国的商品输入，保护民族工业。
其实在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最大的损失并不是对外的赔款，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赔偿的大额白银主要有6笔，分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白银；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50万白银；1876年云南教案赔款20万白银；1881年《伊犁条约》赔款500万白银，共计4270白银，虽然其中有库平银、海关银的区别，但大体不会有太大的误差，而甲午之战的赔款高2.3亿白银，旧时空里庚子国变更是惊人的4.5亿，加上利息共计9.8亿。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主要的损是土地和市场，其中土地绝大部份都被俄国抢去，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在这个时代来说都荒无之地，从现实利益来看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而甴于战败被迫向各国开放市场，片面最惠国待遇和仅仅只有5％的关税。
由于欧美各国均已成为近代工业国家，早己经实现了机器化大生产，生产成本自然是大幅降低，仅以纺布为例，在19世纪中期，一个欧洲纺织厂的人工的生产效率大约是中国手工织布的15-20倍。再加上中国海关关税极低，既使是万里迢迢的从欧洲运到中国，价格也要远远低于中国的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
结果就造成了中国的市场几乎全部都被洋货占领，每年都要产生大量贸易逆差，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富外流，对本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也是极大的阻碍。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淸廷也成立了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工厂，如湖北纺织局，但一来是数量太小，形成不了产业规模；二来这些工厂的管理体制都极为落后，降底不了太多的成本，因此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获得一些盈利，在整体上是无法和外国商品竞争的。
而华东政府的工业产品在价格上对国外商品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目前的产能还不足，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有限，也形不成较大的冲击，不过这样一来也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华东政府的工业化还没有成熟之前，引起外国资本的注意力。
这次华东政府有10个工厂都在上海的商业中心租了商铺，而且全部都是生产日用品，布匹、火柴、食盐、五金制品、木制品等等，并且批零兼营。几乎上海所有的商人都来参加商业中心开业典礼，见海外华人的商品价格便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双方不仅签定了20万两白银的商业合同，而且还达成了不少不底于50万两白银的协议，在庆典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谈。
在庆典期间，徐济超、叶岩福又和上海的商人代表举行了会谈，回答了商人们的问题，又对华东政府的商业政策，税收、优惠等条件都做了详细的价绍，并且代表华东政府向商人们保证，政府一定会保障商人的私人利益，同时极力的邀请商人组团去青岛、天津考查等等。
其实华东政府对商业的态度、对投资商的优惠政策在以前都进行过详细的宣传，上海的商人们基本都知道，只是不太敢相信，因为这些条件实在太优厚了，优厚到上海的商人们都不敢想像，不过有徐济超、叶岩福做出保证，让商人们也相信了几分。而张謇则代表上海的商人做出承诺，在新年以后，一定会组成一个商人考查团，到青岛、天津去进行实际考查。
庆典就这样完美的结束，但上海商业中心的热度去不降，在庆典结来的五天时间，每天的顾客人数都达到1.5万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份人自然都是冲着电影来的，但也有相当一部份人则是来寻找商机，或者是打算在商业中心租间商铺，再不就是在上海新区里租一块地，修建房屋，因此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这样的局面也让杨育新十分高兴，证明庆典的花费是完全值得的。而在庆典的总结会议上，杨育新向徐济超、叶岩福提了三个建议，第一是在上海修建一座大型发电厂。现上海新区是靠2台200kw的柴油发电机，和2台100kw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日常发电300kw，但随着新区基础建设的扩大，对电力的需求也要大大提高，因此建一座大型发电厂是完全有必要的。
而且上海新区的位置虽然偏僻，但范围却要比法租界加公共租界都大，是完全可以容纳一座大型发电厂，而发电用煤则可以直接用汉萍煤矿购买。
而且杨育新发现，法租界、公共租界虽然都通了电，但兴建的发电厂功率很小，毕竟兴建大型发电厂的投资极大，不是个体商人能够完成的。1882年英国人立德尔（r. w. little）等招股筹银5万两，成立上海电气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从美国购得发电设备，在南京路江西路的西北角（今南京东路190号）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电厂，而发电功率仅为12kw。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立杆架线，串接15盏路灯。
1888年11月1日，上海电气公司改组，成立新申电气公司（new 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供电路灯增加到72盏；1893年8月2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银6.61万两，收购新申电气公司全部产业，并成立工部局电气处。这才建立3设备容量为197 kw的中央电站，供123盏弧光灯和6325盏白炽灯照明。后因用户增加，又耗银2.5万两，在斐伦路（今九龙路）30号动工建造设备容量为298.5 kw的新中央电站， 1896年5月21日落成发电。1901年6月，电站开始日夜供电。
到这时整个公共租界的发电量不到300kw，还没有上海新区的发电量多，仅仅只能供应公共照明，因此如果能够在上海新区修建一座1000 kw级别的发电厂，不仅可以满足上海新区的用电量，还可以向上海租界提供电力，并收取费用。
第二是在上海成立一个建筑工程公司，因为现在上海的基础建设的工程量极大，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如果还是从青岛派遣建筑工程人员，在手续、納税等方面都太麻烦了，不如直接在上海成立一个建筑公司，或者是在上海成立一个分公司，就要方便得多了。而对上海新区政府来说，指挥起来也更容易了。
第三是杨育新希望能在上海成立一个制衣厂，按照旧时空的时装样式生产服装，作为上海新区下一步的拳头产品，并且引领上海的时尚。
华东政府在青岛、天津都有制衣厂，但主要是对内销售，即生产军装、工作服、学生服等，真正推向市场的服装并不多，除了产能不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有限，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习惯于扯布做衣服，虽然花功夫费精力，但却是最便宜，因此做衣服是这个时代中国妇女必须掌握的技术，一如旧时空里80年代的中国妇女都要会织毛衣一样。
但上海的环境不同，由于受租界经济的冲击，上海地区的自然经济虽然并沒有完全瓦解，但己不占主要地位，而且从整体来看上海地区的收入较高，有钱人较多，对成品制衣的需求量很大，加上上海风气开放，对欧洲款式的西服、礼服、长裙、制服都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因此杨育新认为现代时装在上海应该是有竟争力的。而且杨育新还打算举行时装展览，甚致组建一支模特表演队，再选几部合适的电影，来推广这些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