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就有人考虑过文化交流的人选问题,就是可以从本土学者中选人,参与这次出访,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但这个建议则又引发了另一个大争议的话题,本土学者是否能够代表华东**。
华东**成立以来,对本土学者的态度一向都是敬而远之,甚致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的,这一方面是华东**的治国理念在这个时代显得过于超前,而采用的手段又偏重于强硬,由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基本不留情面,毫不客气的进行打压。而按照中国的传统治国理政,尽管也强调爱民如子,体恤民情,并且在历代王朝建立之初,也会重新分配,丈量土地,并制定些对百姓相对有利的政策。但历代的统治者都知道要统治好国家,首先要拉陇的还是士绅,而非百姓,历代王朝实际执行的是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原则。
但华东**则是属于一个另类,根本没有将传统的中国士绅阶层当一回事,不仅没有拉陇,反而是强力的打压,由其是士绅的土地全部收没,都分给普通百姓,并且建立了广泛而严密的基层行政体系,彻底打破了历代王朝“皇权不下乡”的惯例。
仅仅只是对从事商业经营士绅态度好一些,但一来是这个时代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纯以经商为生的人并不多,二来绝大多数商人同时也是大地主,像盛宣怀、张謇这样的商人,同样也拥有大量的田产土地,尽管田地的产出在他们的收入中只占到极小一部份,这也是中国人习惯的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因此华东**也差不多将所有的士绅都得罪光了,这些行为在传统的中国士绅看来简直就是叛经离道,胡作非为。
在华东**建立之初,大部份士绅都认为华东**这样的做为难以长久,最多不过是长毛第二,或者说“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不过是一句空话,由其是元老们会不要土地吗?因此迟早都会改过来,还是得用传统的笼络士大夫的那一套,那知华东**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民心归附,日益强大起来,更为奇怪的是华东**的元老们真的都不要土地,这也是华东**常用来驳斥对自己土地政策进行指责的理由,“没有一名元老占有过一亩土地,一切为公”,这还真的让指责者反驳不了。
但不管怎么说,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华东**的做法是很难认同的,而华东**也没有指望能得到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支持,一来是在远东战争之前,中国的正统仍然是清廷,在大多数人眼里,华东**还是反叛,二来华东**更看重的是技术人材,就像詹天佑这样的人,而对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并不怎么感兴趣,用华东**内部的话说,就是“100个所谓学术大师,也顶不了一个詹天佑有用”。
当然,这个时候中国到是有一批精通欧美学术的学者,但一来是这些人自认为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开过眼界,自视甚高,自认为自己掌握了救时济世的全部真理,其实也不过是欧洲早年资本主义革命的那一套“自由、博爱、平等、人权” 的东西;二来华东**的土地政策对他们的刺激也不小,毕竟能出国留学的人,都不会是贫苦出身,不说大富大贵,至少也是小康之家,当然舍不得把自己家的土地献出来。
正是清醒的了解这些情况,华东**才对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大师不感兴趣,反到是更看重詹天佑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现在要选拔本土学者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自然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不过秦铮对这个建议却是全力支持的,认为至少可以先咨询一下这些学者的态度,首先是这些学者虽然对当前华东**的工业化建设、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各自的学术范围内,有的精通国学,有的贯通古今,有的博览中西,确实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做为华东**的文化代表,只从学术水平上是完全足够的;其次是华东**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文化始终是一大短板,因此也有必要注意补齐这个短板,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华东**也一向重视文化的建设,但目前所做的,基本都停留在文化宣传上,而在文化的学术系统理论上,只有秦铮发表了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书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乏善可陈的。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华东**在取得了远东战争的胜利之后,在国内的人气民意均己经压倒了清廷,不仅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而且全国上下基本都己经认同这个现实结果,清廷的死忠粉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不少当初并不看好,或者是对华东**有所诽议的人,都在考虑怎样在新朝中占有一席之地,既使是华东**的土地政策,也可以忽视了,毕竟大势所向,不可逆换。其中也包括有相当一部份学者,因此华东**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吸引一部份学者为我所用,加快华东**的文化建设,打造华东**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学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中华文化是认同的,同时也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这一点和华东**的目标是共同的,因此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应该是可以试一试,而且这毕竟是文化交流,不涉及政治层面,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行政院经过了讨论之后,最终还是认同了秦铮的意见,而秦铮又推荐了两个人选,严复和辜鸿铭。
这两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出色的学者,其他有的远在海外,如康梁,有的则还没有成长起来,只有严复和辜鸿铭正当盛年,而是都有外国留学的经历,均成绩优异,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中西文化造诣精深。
严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思想偏重于维新,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将大量的西方优秀进步学术著作译为中文,介绍给现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学人,让人们了解欧洲的学术思想,开拓视界,增长见施,可以称之为“文化输入”,并且首先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信、达、雅原则,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学界有人对此持异议,一直到元老们的个时代,这个原则依然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
而辜鸿铭尽管也精通西学,但在学术上却推崇儒家学说,尊崇孔、孟,对欧洲文明多有批判,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至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译成西文,使西方人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古老的固有文化,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称为“文化输出”。辜鸿铭在欧洲学界声望颇高,在旧时空里,欧洲学界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当然,秦铮推荐这两个人,也是有认真的考虑。这两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对华东**的态度,都有一个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不过相比之下,严复要比辜鸿铭更早认同华东**,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回国之后还参与了北洋水师的建设,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务,北洋水师的大部份将领都可以算是严复的学生。
正是由于严复是军人出身,因此尽管他不认用华东**的政治理念,但对华东**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却相当赞赏,华东**占领上海之后,严复并没有离开上海,一方面留在上海近距离观察华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的研究华东**的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念,而经过了认真的研究之后,严复不得不承认,虽然华东**的制度也许并不算完美,但和清廷比起来,确时是胜强千万倍了,既使是和英法德美等诸国相比,也并不逊色。
在这个时候,严复在心理上其实己经认同了华东**,只是传统的政治道德,以及对清廷还残留的少许忠心,阻碍了严复彻底倒向华东**。
但远东战争的胜利,彻底打消了严复最后的犹豫,毕竞胜利才是最能鼓舞人心的,由其是对严复这样军人出身的学者,战场上的胜利是最容易打动他的。而只到这时,严复才彻底认识到,清廷己经无药可救,只有华东**,才能使中国真正完全富强起来,并不再受别国的欺辱,因此这时严复才在和别人的书信、友人的交谈中表示了自己对华东**的认同和支持。
华东**成立以来,对本土学者的态度一向都是敬而远之,甚致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的,这一方面是华东**的治国理念在这个时代显得过于超前,而采用的手段又偏重于强硬,由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基本不留情面,毫不客气的进行打压。而按照中国的传统治国理政,尽管也强调爱民如子,体恤民情,并且在历代王朝建立之初,也会重新分配,丈量土地,并制定些对百姓相对有利的政策。但历代的统治者都知道要统治好国家,首先要拉陇的还是士绅,而非百姓,历代王朝实际执行的是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原则。
但华东**则是属于一个另类,根本没有将传统的中国士绅阶层当一回事,不仅没有拉陇,反而是强力的打压,由其是士绅的土地全部收没,都分给普通百姓,并且建立了广泛而严密的基层行政体系,彻底打破了历代王朝“皇权不下乡”的惯例。
仅仅只是对从事商业经营士绅态度好一些,但一来是这个时代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纯以经商为生的人并不多,二来绝大多数商人同时也是大地主,像盛宣怀、张謇这样的商人,同样也拥有大量的田产土地,尽管田地的产出在他们的收入中只占到极小一部份,这也是中国人习惯的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因此华东**也差不多将所有的士绅都得罪光了,这些行为在传统的中国士绅看来简直就是叛经离道,胡作非为。
在华东**建立之初,大部份士绅都认为华东**这样的做为难以长久,最多不过是长毛第二,或者说“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不过是一句空话,由其是元老们会不要土地吗?因此迟早都会改过来,还是得用传统的笼络士大夫的那一套,那知华东**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民心归附,日益强大起来,更为奇怪的是华东**的元老们真的都不要土地,这也是华东**常用来驳斥对自己土地政策进行指责的理由,“没有一名元老占有过一亩土地,一切为公”,这还真的让指责者反驳不了。
但不管怎么说,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华东**的做法是很难认同的,而华东**也没有指望能得到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支持,一来是在远东战争之前,中国的正统仍然是清廷,在大多数人眼里,华东**还是反叛,二来华东**更看重的是技术人材,就像詹天佑这样的人,而对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并不怎么感兴趣,用华东**内部的话说,就是“100个所谓学术大师,也顶不了一个詹天佑有用”。
当然,这个时候中国到是有一批精通欧美学术的学者,但一来是这些人自认为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开过眼界,自视甚高,自认为自己掌握了救时济世的全部真理,其实也不过是欧洲早年资本主义革命的那一套“自由、博爱、平等、人权” 的东西;二来华东**的土地政策对他们的刺激也不小,毕竟能出国留学的人,都不会是贫苦出身,不说大富大贵,至少也是小康之家,当然舍不得把自己家的土地献出来。
正是清醒的了解这些情况,华东**才对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大师不感兴趣,反到是更看重詹天佑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现在要选拔本土学者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自然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不过秦铮对这个建议却是全力支持的,认为至少可以先咨询一下这些学者的态度,首先是这些学者虽然对当前华东**的工业化建设、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各自的学术范围内,有的精通国学,有的贯通古今,有的博览中西,确实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做为华东**的文化代表,只从学术水平上是完全足够的;其次是华东**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文化始终是一大短板,因此也有必要注意补齐这个短板,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华东**也一向重视文化的建设,但目前所做的,基本都停留在文化宣传上,而在文化的学术系统理论上,只有秦铮发表了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书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乏善可陈的。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华东**在取得了远东战争的胜利之后,在国内的人气民意均己经压倒了清廷,不仅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而且全国上下基本都己经认同这个现实结果,清廷的死忠粉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不少当初并不看好,或者是对华东**有所诽议的人,都在考虑怎样在新朝中占有一席之地,既使是华东**的土地政策,也可以忽视了,毕竟大势所向,不可逆换。其中也包括有相当一部份学者,因此华东**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吸引一部份学者为我所用,加快华东**的文化建设,打造华东**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学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中华文化是认同的,同时也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这一点和华东**的目标是共同的,因此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应该是可以试一试,而且这毕竟是文化交流,不涉及政治层面,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行政院经过了讨论之后,最终还是认同了秦铮的意见,而秦铮又推荐了两个人选,严复和辜鸿铭。
这两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出色的学者,其他有的远在海外,如康梁,有的则还没有成长起来,只有严复和辜鸿铭正当盛年,而是都有外国留学的经历,均成绩优异,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中西文化造诣精深。
严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思想偏重于维新,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将大量的西方优秀进步学术著作译为中文,介绍给现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学人,让人们了解欧洲的学术思想,开拓视界,增长见施,可以称之为“文化输入”,并且首先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信、达、雅原则,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学界有人对此持异议,一直到元老们的个时代,这个原则依然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
而辜鸿铭尽管也精通西学,但在学术上却推崇儒家学说,尊崇孔、孟,对欧洲文明多有批判,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至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译成西文,使西方人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古老的固有文化,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称为“文化输出”。辜鸿铭在欧洲学界声望颇高,在旧时空里,欧洲学界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当然,秦铮推荐这两个人,也是有认真的考虑。这两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对华东**的态度,都有一个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不过相比之下,严复要比辜鸿铭更早认同华东**,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回国之后还参与了北洋水师的建设,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务,北洋水师的大部份将领都可以算是严复的学生。
正是由于严复是军人出身,因此尽管他不认用华东**的政治理念,但对华东**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却相当赞赏,华东**占领上海之后,严复并没有离开上海,一方面留在上海近距离观察华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的研究华东**的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念,而经过了认真的研究之后,严复不得不承认,虽然华东**的制度也许并不算完美,但和清廷比起来,确时是胜强千万倍了,既使是和英法德美等诸国相比,也并不逊色。
在这个时候,严复在心理上其实己经认同了华东**,只是传统的政治道德,以及对清廷还残留的少许忠心,阻碍了严复彻底倒向华东**。
但远东战争的胜利,彻底打消了严复最后的犹豫,毕竞胜利才是最能鼓舞人心的,由其是对严复这样军人出身的学者,战场上的胜利是最容易打动他的。而只到这时,严复才彻底认识到,清廷己经无药可救,只有华东**,才能使中国真正完全富强起来,并不再受别国的欺辱,因此这时严复才在和别人的书信、友人的交谈中表示了自己对华东**的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