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不起个体户，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就是北方人的固有思维，也正是这种思维让北方的经济发展在二十多年后变得困难起来。
几十年后，南方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北方经济同样是落后的一塌糊涂，双方走的是两个极端。
有人说这是人的的问题，南方人血液之中都带着奋斗的基因，而北方人墨守成规，不愿意改变，天天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造成这两种极端的原因，这种观点曾经还占据主流，当时成为了很多攻击北方人的口实。
刘琅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不是根本，根本还是在于体制上的落后带来了经济上的进步乏力。
其实在这个时期，除了gd和江浙一带靠近沿海和香港地区的城市外，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个体经济的活动还是小心翼翼和廖若晨星，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格式化的、有纪律和有组织的环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脱离那种惯性，往往需要极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气。
这绝对不是胡说八道，你看看这第一代个体经营者的的身份就知道了，那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返城人员、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有“保障”的体制外，在无可奈何之际才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
所以刘琅爷爷说马家堡的那些南方人都是贼头贼脑，还真是有些正确，起码跟他们这些体制内的人相比，这帮人穿的破破烂***乞丐而已强不了多少，不似工厂里的工人们，即便衣着同样“简朴”，可起码还有些“人样”。
正是这种外表上“优越感”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忽略了根深层次的问题，这尤其以北方城市最甚。
北方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一个小小的阜城就占据了国家一五计划全国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的三个，更不必说其他更大的城市了。
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国家逼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因为是实验性质，那就不会拿国家的根本去试验，而北方三省就是国家的根本，自然不会去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最快的时期，也就是八零年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北方很多的大型国企还是跟以前一样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点，产品都由国家保障，国家要多少，你就生产多少，没有忧患和竞争意识，这些人也都是将过且过，反正职工们也生活无忧。
但等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科技的迅猛提升，这些大型国企所生产的东西就成了废品，国家再有钱，总不能去买一堆废品吧，于是这才想起来要进行国企改革，这一下可好，大量职工下岗，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就让北方的经济萧条起来。
有人或许会说，国企改革是正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企业破茧重生。
当然，这种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不改那就是死路一条，可关键是改革后的企业很多也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了，那时世界的科技发展速度已经如同一辆奔跑起来的火车，凡是跟不上科技速度的就会被远远抛下。
跑得慢的都要被甩在后面，更不必说这些刚刚经历过改革的企业，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人员的水平也落后，这根本就是一具将死的病人，你连人家屁股后面的尘土都吃不到，还说要追赶上去，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嘛。
在刘琅的前世，也就是三十多年以后，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北方重工业升级战略，这个战略绝对是争取的，可关键是你想升级就升级的吗？
要想升级就要提升科技，可是当时世界上的重工业科技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手里，他们能给你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你有钱，能买到设备，可是能买到一个人的命吗？这根本就是个悖论。
除此之外就是自我提升，但是这需要时间，绝非是几年能够做到的，甚至十几年都做不到，所以说，三十多年后国家提出的重工业升级战略没错，但是已经有些晚了，要想升级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
这也是刘琅这一世想要解决的事情，他不希望这种痛苦在二十多年后再次落在国家身上，或许这条路依旧难走，或许这种痛苦还会再次降临，但他希望能够让这条路走得更轻松一些，尽量让更多的人减轻痛苦。
当然，现在的刘琅不会跟自己的爷爷和父母谈论这些问题，他自己也还小，这个世界上最难改变的就是一个人的固有思维，除非他的思维让他无法生活下去才会改变，而在一九八二年，阜城人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马家堡成为了南方人“偷偷”倒卖商品的地方，阜城相关部门并没有任何举措，毕竟这是私营经济范畴，同时国家也提倡私营经济的发展，即便很多人对这些南方人嗤之以鼻，但对那些商品还是趋之若鹜的，而且很快，私营经济就已经影响到本地人了。
本地人也开始贩卖一下小东西，当然不是“喇叭裤”，单卡录音机和邓丽钧磁带这些“奢饰品”，而是粮食和副食，比如一只老母鸡，比如一斤鸡蛋等等，虽然价格比百货商店里的高一些，但是不用粮票，甚至有些东西是以物换物，你用两斤鸡蛋可以换一只老母鸡，只要双方同意马上成交，真正的农贸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了。
这些事情对刘琅来说没有太大影响，他还是天天到父亲的工厂收发室里看报纸，每次刚一进屋就被李铁抱起来放在炕上，然后大摞的报纸就放在他的面前，现在的李铁就好像是刘琅的小弟，对他言听计从。
几十年后，南方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北方经济同样是落后的一塌糊涂，双方走的是两个极端。
有人说这是人的的问题，南方人血液之中都带着奋斗的基因，而北方人墨守成规，不愿意改变，天天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造成这两种极端的原因，这种观点曾经还占据主流，当时成为了很多攻击北方人的口实。
刘琅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不是根本，根本还是在于体制上的落后带来了经济上的进步乏力。
其实在这个时期，除了gd和江浙一带靠近沿海和香港地区的城市外，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个体经济的活动还是小心翼翼和廖若晨星，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格式化的、有纪律和有组织的环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脱离那种惯性，往往需要极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气。
这绝对不是胡说八道，你看看这第一代个体经营者的的身份就知道了，那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返城人员、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有“保障”的体制外，在无可奈何之际才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
所以刘琅爷爷说马家堡的那些南方人都是贼头贼脑，还真是有些正确，起码跟他们这些体制内的人相比，这帮人穿的破破烂***乞丐而已强不了多少，不似工厂里的工人们，即便衣着同样“简朴”，可起码还有些“人样”。
正是这种外表上“优越感”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忽略了根深层次的问题，这尤其以北方城市最甚。
北方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一个小小的阜城就占据了国家一五计划全国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的三个，更不必说其他更大的城市了。
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国家逼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因为是实验性质，那就不会拿国家的根本去试验，而北方三省就是国家的根本，自然不会去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最快的时期，也就是八零年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北方很多的大型国企还是跟以前一样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点，产品都由国家保障，国家要多少，你就生产多少，没有忧患和竞争意识，这些人也都是将过且过，反正职工们也生活无忧。
但等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科技的迅猛提升，这些大型国企所生产的东西就成了废品，国家再有钱，总不能去买一堆废品吧，于是这才想起来要进行国企改革，这一下可好，大量职工下岗，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就让北方的经济萧条起来。
有人或许会说，国企改革是正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企业破茧重生。
当然，这种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不改那就是死路一条，可关键是改革后的企业很多也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了，那时世界的科技发展速度已经如同一辆奔跑起来的火车，凡是跟不上科技速度的就会被远远抛下。
跑得慢的都要被甩在后面，更不必说这些刚刚经历过改革的企业，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人员的水平也落后，这根本就是一具将死的病人，你连人家屁股后面的尘土都吃不到，还说要追赶上去，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嘛。
在刘琅的前世，也就是三十多年以后，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北方重工业升级战略，这个战略绝对是争取的，可关键是你想升级就升级的吗？
要想升级就要提升科技，可是当时世界上的重工业科技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手里，他们能给你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你有钱，能买到设备，可是能买到一个人的命吗？这根本就是个悖论。
除此之外就是自我提升，但是这需要时间，绝非是几年能够做到的，甚至十几年都做不到，所以说，三十多年后国家提出的重工业升级战略没错，但是已经有些晚了，要想升级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
这也是刘琅这一世想要解决的事情，他不希望这种痛苦在二十多年后再次落在国家身上，或许这条路依旧难走，或许这种痛苦还会再次降临，但他希望能够让这条路走得更轻松一些，尽量让更多的人减轻痛苦。
当然，现在的刘琅不会跟自己的爷爷和父母谈论这些问题，他自己也还小，这个世界上最难改变的就是一个人的固有思维，除非他的思维让他无法生活下去才会改变，而在一九八二年，阜城人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马家堡成为了南方人“偷偷”倒卖商品的地方，阜城相关部门并没有任何举措，毕竟这是私营经济范畴，同时国家也提倡私营经济的发展，即便很多人对这些南方人嗤之以鼻，但对那些商品还是趋之若鹜的，而且很快，私营经济就已经影响到本地人了。
本地人也开始贩卖一下小东西，当然不是“喇叭裤”，单卡录音机和邓丽钧磁带这些“奢饰品”，而是粮食和副食，比如一只老母鸡，比如一斤鸡蛋等等，虽然价格比百货商店里的高一些，但是不用粮票，甚至有些东西是以物换物，你用两斤鸡蛋可以换一只老母鸡，只要双方同意马上成交，真正的农贸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了。
这些事情对刘琅来说没有太大影响，他还是天天到父亲的工厂收发室里看报纸，每次刚一进屋就被李铁抱起来放在炕上，然后大摞的报纸就放在他的面前，现在的李铁就好像是刘琅的小弟，对他言听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