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莫要小觑,任何一个人,对于趋吉避害的本能。

    朱厚熜才刚刚提出苗头,还未将事情缘由全部道出,就有两位国公率先请求致仕。

    如果说张仑不过是简单辞官,那徐光祚之言,无疑便是感人肺腑。

    其言功归历代皇帝与自家祖宗,然而过却大包大揽,表示自己真是无用之辈,是皇帝错爱。

    甚至不惜拿出当日刘宸c刘宠c赵鐩等辈游荡京郊之耻进行揽过,证明自己确无大用,乃绝世废材一个,实在是皇家恩典太重。

    若不是朱厚熜有意让其为枪,只怕是真的一口答应下来,清除这些蠹虫硕鼠。

    然而朱厚熜深知,这一切急不来。

    就算京营真的烂的一塌糊涂,朱厚熜也不能在此时前去碰。

    一则根本无力整改。

    二则无钱整改。

    三则眼下事情太多,不能想着硬件软件一起抓。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将体制问题,先给解决掉!

    经过数日批阅奏本,以及阅览政务典籍,朱厚熜发现很明显问题,那便是基层力量不够。

    且地方官与京官c不堂官两极分化太严重。

    虽然皇权不能下县,但地布政使司c府c州c县自主能力太强,而且屡屡有跟中枢分庭抗礼之势,若非还有其他掣肘,此时恐怕早已成为一方诸侯。

    但奇怪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地方官自主能力太大,却基层能力不够,根本无法将手伸进各乡c里c甲,反而里c甲等大户地主,隐隐又挑战官府的意思。

    这也是朱厚熜思来想去无法释疑之事。

    里c甲无兵无将,手无寸铁怎会惧怕地方大户,以至于连年拖欠赋税?

    尤其苏c松等地。

    光苏州府在洪武三年便逋赋335800石,建文时抵达百万之巨。然而永乐十三年到十九年,短短几年之内,苏c松欠税粮不下百万,后面数年拖欠亦不下百万。

    尽管朝廷重赋政策的执行者采取了一切措施,横征暴敛,但超过人民供办能力的赋额,在百般敲剥之下,每年仍有数十万石拖欠下来。

    宣德五年,松江府额定起运米439000石,但实缴纳只不过66000石而已,不到总定额六分之一。

    苏州府宣德四年,应交南京各仓及百官俸米755000余石,可到次年“才纳得七万一千有奇”。

    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苏州一府累计赋高达790万石,周忧巡抚江南“阅籍大骇”。

    当时苏州府每年,应交纳税粮总额是277万石,可见每年实收税粮额只是应纳额的一半。

    松江府岁征120万石,“然岁征曾不及半”,情形相同。

    故时有谚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洪武c永历c宣德三朝,考成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力,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通欠仍然如故,甚至历年叠加,说明其时的赋税定额,与地方百姓的交纳能力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

    难怪时人杜宗桓云:“徒有重赋之名,殊无重税之实”。

    难不成真是当官照顾自己桑梓?

    或是百官官官相护,托请带话给地方官,让其宽容?

    或是见人朝堂有人,而不敢得罪诸如此类?

    然而明代遵循异地为官制度,根本存在所谓的照顾桑梓,更犯不上为他人,放弃自己政绩,世上没有如此好的官僚,更没有如此蠢的官僚。

    哪怕吩咐之人是自己父亲,但在前途之上,其有所抉择。

    起码而言南方官员在北方收税便挺好,虽然依旧屡有拖欠,然远不及如此巨额,且连年拖欠,反倒是北方官员,去了南方能够收足一半,已然是泼天大功。

    别人在自己家乡刮地皮,自己却对仇人家乡客气?

    这如何和说不过去吧。

    更兼之明朝地域分化严重,常常一个村就和另外一个村不合,乃至于械斗皆非不可之事。

    是故南北官员,素来便是分外眼红,何谈照顾一事?

    再言,南人在北京有高官c六部c内阁,难道北人在北京便没有勋戚c内阁c六部c内廷不成?

    还需给面子南人?

    可偏偏事情就是如此令人迷惑,苏松等地不清逋赋税,且还是持续,从未缴纳满额,乃至不交。

    当朱厚熜仔细看了一下奏本,大概猜测,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有问题。

    亲民官碍于体制,无法下乡,

    所收缴赋税c丁差惟有靠里c甲这些人,可这些人无一不是本地地头蛇,官府若敢强逼,只怕这些人当场揭竿起义。

    毕竟地方又是宗族制,登高一呼,随从者必然不少。

    一旦有了民变,就算亲民官收缴再顺利,最后依然逃脱不了国法惩戒。

    至于南人到北方为何不惧,朱厚熜尚不清楚,但从北方起义次数来看,恐怕于此事也不无关系。

    当然,这一切只是朱厚熜高屋建瓴的推测,并未有任何实证证明。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以明朝现在体系而言,已然属于超负荷运行。

    其实应该不止朱厚熜一人看出来,朱厚照c刘瑾也应该看出来过,毕竟刘瑾新政曾经就着力照顾过江南地区。

    朱厚熜不看历年奏本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眼下明朝说白了就是坐在火山口,当初正德不过侥幸摁下了起义军,边军还有那么一点微末战力。

    更重要就是当初刘瑾新政来的快,去的也快,并没有太过激发阶级矛盾。

    然如果此时不改变现状,苟延残喘勉强能够再过百来年左右,可若有人激发阶级矛盾,则势必会饮鸩止渴。

    如此一来,本来准备如刘瑾一般,大刀阔斧改变的朱厚熜,也没有任何急于求成之心。

    现如今大明就是一团干柴,万万不可触碰到一点火星,不然只会一脚油门到底,再也刹不住车。

    正值如今内外交困之时,朱厚熜若再敢捅一捅勋戚这个马蜂窝,未必不会有人寒心,直接占据南京令立朝廷,或者干脆起义。

    勋戚是一颗毒瘤没错,可眼下火烧眉毛之时,还去管毒瘤会不会发作?

    起码也需要把火势遏止在一定范围,再去医院解决毒瘤。

    这是一个本末问题,更是一个程序先后问题。

    如若此时南京勋贵唇亡齿寒,当即揭竿起义,扼守北上漕道,而朱厚熜又无兵力立刻解决这些造反者,则无须三年时光,北边就会因为断粮,从而狼烟四起。

    在如此情况之下,莫说这些人还没有做出什么,让朱厚熜一刻不能忍之事,就算做了他也只能暂时忍气吞声,反而还需要讨好一番,而非将其一网打尽!

    “隐忍图强”这对于一个想要,建立一番功业的朱厚熜而言,是一个必需具备的技能。

    如同他现在完全有力掀翻杨廷和,将其赶回老家种田,但此时也不可如此做。

    相反还要一再挽留,起码要在朱厚熜掌控一定能力之前,杨廷和不可以下台。

    他需要杨廷和在前方顶雷。

    杨廷和不可以下台,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打压。

    杨廷和非勋戚,更无勋戚那种盘根错节的势力,即使敲打一番,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赶走杨廷和,则必然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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