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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张宝同 2016.7.4
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成千上万人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也有成千上万人外出求学。他们血管里流着蛮族人激动热情的血液。他们精力旺盛、血气方刚，背井离乡，追求理想。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阿伯拉尔没有接受父亲的教诲，不愿去跟父亲习武练剑，去做一名武士。所以，他放弃了继承父亲的头衔和财产。但他的血液里却是流淌着武士的血液和征战的热情，对知识的热切渴望让他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四处求学，遍访国内外的哲人与高师。他尤其热衷于辩论，只要听说哪里有学术辩论，他都会提前赶去，参与其中。
那是一个辩证法的时代，是一个经院哲学的时代，是一个书本至上的时代。这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天才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拜师，然后超越，再往后便是蔑视和批判。他就是这种性格，不管作为学生，还是作为老师，他永远是立场鲜明、表达痛快淋漓，只要认定了目标，就投入全部的激情，不计后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激情与个性。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和学者，他们不知适度为何物，不知节制为何物。有什么观点和见解就大声地说出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要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从不虚与委蛇，装模作样。性格就是命运，阿伯拉尔的命运也是这样被决定了。
这年，他来到了巴黎，这里是辩证法最为推崇和发达的地方。其中商波的威廉是这个学科中最为杰出和享誉最高的学者，主持着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的授课。他的讲课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让勤奋好学的阿伯拉尔极为崇拜。他拜威廉老师为师，非常喜欢听他的讲课。可是，阿伯拉尔很快就发现老师的有些论点是错误的，而且不能自圆其说。
中世纪是个奇特的时代，最狂放的思想、最暴烈的生活方式、最高尚的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在及其低下的生活水平上，却有着最形而上学的思辨。平均起来，中世纪的大部分经院哲学家的著述都远超现代的大学教授们，其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辩给中世纪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阿伯拉尔对哲学和宗教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为了解决一些困惑已久的问题，他四处寻访才学卓著的名师。1094年，十五岁的阿伯拉尔拜入当时的逻辑学大师、著名神学家洛色林门下。洛色林的看家学问是在共相问题上所持的极端唯名论。所谓“共相问题”，按照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描述，包含三个问题：第一，共相是实体还是仅仅是思想中的观念；第二，如果共相是实体，它们是有形还是无形；第三，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还是在可感事物之中。从公元六世纪起，基督教神学家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论。有人曾经感慨，学者们花在这些问题上的时间比凯撒征服世界的时间还多，花的钱比“克雷兹棺材”里的钱还多。后来学术们说，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了300多年。
在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同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般说来，实在论有利于教权至上主义和正统神学的统治，往往为教皇派所支持。而唯名论则往往得到世俗地主、王权派和市民等级的赞同。实在论往往以正统自居，把唯名论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天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以要用严酷的手段迫害唯名论者，禁止他们的思想宣传，烧毁他们的著作，将他们开除教门，甚至投人教会监狱或活活烧死。尽管正统教会如此镇压唯名论者，但由于它有强大的世俗地主阶级、王权派和市民等级作为后盾，因此唯名论的思潮并没有被扼杀，反而在中世纪后期更加繁荣兴盛起来。
实在论者利用自己的观点为“三位一体”、“原罪”等正统教义进行了论证。最重要的是，实在论的观点特别适合于为罗马教会的绝对权威作辩护。既然一般比个别更实在，一般高于个别，则愈是普遍的东西就愈高、愈实在。上帝的观念是最普遍的，所以上帝是最高的实在。罗马天主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遍及世界各国，因此，比各个王国更具有实在性。教权对于王权正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教权高于王权，国王要服从教皇。
洛色林认为，共相除了声音之外什么都不是，照此主张去理解“三位一体”，无异于承认了多神论。教会当然不能容忍洛色林如此大放厥词。在一次主教会议上，洛色林被传讯，要求在撤回言论或被逐出教会之间做出选择。洛色林假装撤回其论点，然后逃到英国，后来又回到法国，躲在一个叫洛什的地方讲学。阿伯拉尔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洛色林弟子的。受教后不久，学识精进的阿伯拉尔对老师的极端唯名论日益感到不满。与洛色林不同，阿伯拉尔主张温和的唯名论。他认为，虽然共相只是个名词，但却不是空洞的名词。他以“美”为例，说一束花是“美”的，即便这束花枯萎了，凋谢了，“美”这个词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不满老师的立场，1100年，阿伯拉尔辞别洛色林来到巴黎，在各学派间徘徊之后，又投到了实在论者威廉门下。威廉在逻辑学方面声名显赫，以教授辩证法著称，有“巴黎的骄傲”之誉。在巴黎，阿伯拉尔与五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一道学习讲演术和辩论术。不久，他便脱颖而出，声名鹊起，并对威廉的实在论产生了怀疑。
因为威廉是极端的实在论者的代表人物。他断言“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式”。阿贝拉尔是一位唯名论者。他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主张唯有个别事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之外，又认为共相表现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因而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这种论点被称为概念论，属于温和的唯名论。
他甚至在课堂上直接挑战老师，朝威廉发问，将他的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摆出来，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结果使得威廉当场下不了台。对此，威廉非常恼火，感到无法忍受，便开除了这位好惹事生非的学生。
又名《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张宝同 2016.7.4
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成千上万人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也有成千上万人外出求学。他们血管里流着蛮族人激动热情的血液。他们精力旺盛、血气方刚，背井离乡，追求理想。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阿伯拉尔没有接受父亲的教诲，不愿去跟父亲习武练剑，去做一名武士。所以，他放弃了继承父亲的头衔和财产。但他的血液里却是流淌着武士的血液和征战的热情，对知识的热切渴望让他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四处求学，遍访国内外的哲人与高师。他尤其热衷于辩论，只要听说哪里有学术辩论，他都会提前赶去，参与其中。
那是一个辩证法的时代，是一个经院哲学的时代，是一个书本至上的时代。这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天才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拜师，然后超越，再往后便是蔑视和批判。他就是这种性格，不管作为学生，还是作为老师，他永远是立场鲜明、表达痛快淋漓，只要认定了目标，就投入全部的激情，不计后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激情与个性。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和学者，他们不知适度为何物，不知节制为何物。有什么观点和见解就大声地说出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要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从不虚与委蛇，装模作样。性格就是命运，阿伯拉尔的命运也是这样被决定了。
这年，他来到了巴黎，这里是辩证法最为推崇和发达的地方。其中商波的威廉是这个学科中最为杰出和享誉最高的学者，主持着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的授课。他的讲课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让勤奋好学的阿伯拉尔极为崇拜。他拜威廉老师为师，非常喜欢听他的讲课。可是，阿伯拉尔很快就发现老师的有些论点是错误的，而且不能自圆其说。
中世纪是个奇特的时代，最狂放的思想、最暴烈的生活方式、最高尚的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在及其低下的生活水平上，却有着最形而上学的思辨。平均起来，中世纪的大部分经院哲学家的著述都远超现代的大学教授们，其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辩给中世纪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阿伯拉尔对哲学和宗教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为了解决一些困惑已久的问题，他四处寻访才学卓著的名师。1094年，十五岁的阿伯拉尔拜入当时的逻辑学大师、著名神学家洛色林门下。洛色林的看家学问是在共相问题上所持的极端唯名论。所谓“共相问题”，按照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描述，包含三个问题：第一，共相是实体还是仅仅是思想中的观念；第二，如果共相是实体，它们是有形还是无形；第三，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还是在可感事物之中。从公元六世纪起，基督教神学家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论。有人曾经感慨，学者们花在这些问题上的时间比凯撒征服世界的时间还多，花的钱比“克雷兹棺材”里的钱还多。后来学术们说，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了300多年。
在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同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般说来，实在论有利于教权至上主义和正统神学的统治，往往为教皇派所支持。而唯名论则往往得到世俗地主、王权派和市民等级的赞同。实在论往往以正统自居，把唯名论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天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以要用严酷的手段迫害唯名论者，禁止他们的思想宣传，烧毁他们的著作，将他们开除教门，甚至投人教会监狱或活活烧死。尽管正统教会如此镇压唯名论者，但由于它有强大的世俗地主阶级、王权派和市民等级作为后盾，因此唯名论的思潮并没有被扼杀，反而在中世纪后期更加繁荣兴盛起来。
实在论者利用自己的观点为“三位一体”、“原罪”等正统教义进行了论证。最重要的是，实在论的观点特别适合于为罗马教会的绝对权威作辩护。既然一般比个别更实在，一般高于个别，则愈是普遍的东西就愈高、愈实在。上帝的观念是最普遍的，所以上帝是最高的实在。罗马天主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遍及世界各国，因此，比各个王国更具有实在性。教权对于王权正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教权高于王权，国王要服从教皇。
洛色林认为，共相除了声音之外什么都不是，照此主张去理解“三位一体”，无异于承认了多神论。教会当然不能容忍洛色林如此大放厥词。在一次主教会议上，洛色林被传讯，要求在撤回言论或被逐出教会之间做出选择。洛色林假装撤回其论点，然后逃到英国，后来又回到法国，躲在一个叫洛什的地方讲学。阿伯拉尔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洛色林弟子的。受教后不久，学识精进的阿伯拉尔对老师的极端唯名论日益感到不满。与洛色林不同，阿伯拉尔主张温和的唯名论。他认为，虽然共相只是个名词，但却不是空洞的名词。他以“美”为例，说一束花是“美”的，即便这束花枯萎了，凋谢了，“美”这个词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不满老师的立场，1100年，阿伯拉尔辞别洛色林来到巴黎，在各学派间徘徊之后，又投到了实在论者威廉门下。威廉在逻辑学方面声名显赫，以教授辩证法著称，有“巴黎的骄傲”之誉。在巴黎，阿伯拉尔与五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一道学习讲演术和辩论术。不久，他便脱颖而出，声名鹊起，并对威廉的实在论产生了怀疑。
因为威廉是极端的实在论者的代表人物。他断言“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式”。阿贝拉尔是一位唯名论者。他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主张唯有个别事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之外，又认为共相表现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因而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这种论点被称为概念论，属于温和的唯名论。
他甚至在课堂上直接挑战老师，朝威廉发问，将他的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摆出来，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结果使得威廉当场下不了台。对此，威廉非常恼火，感到无法忍受，便开除了这位好惹事生非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