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后的活动总是非常多，政斧方面也很忙，范亨在同儿子范无病仔细地商议了一番之后，又找来手下的智囊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终于拿出了一套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一反之前从合并部委撤人方面出发的老路，而选择了根据市场需求，对行政审批权限做全面的审核，以确定那些行政审批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废除。
在这一番运作之下，范亨提出了自己的机构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废止的行政审批项目六百八十多种，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进行说明，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机构改革才有实际意义。
范亨的这一举动，顿时把整个高层都给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范亨居然弄出这么一场大动静来，毕竟这样的举动虽然没有威胁到某一个体成员的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让整个政斧的权限一下子缩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举动，也反映出来范亨的一部分态度来，我范亨虽然以前没有什么背景，但是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锅是不肯背的。
你们不是要谈什么机构改革嘛，不是要让我负责嘛，那我就给你们从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后头痛的人到底会是谁？反正我范某人无欲无求，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后果。
事实上，每一届新政斧，往往都是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隔一个阶段，中央都会对政斧部门进行一些调整。简单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要实行大部门体制？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一下中国的政斧部门多到什么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前，国务院的部委一度达到一百个。
其后，政斧分别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内容都以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简了三十九个部门，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四十个组成部门，又裁了十一个，仅保留二十九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这种机构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接连不断地对政斧机构进行一次次大手术，无疑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是极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每次改革后，又会出现机构膨胀之风，机构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数字游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道路。
时至今曰，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仍有组成部门二十八个，特设机构一个、直属机构十八个、办事机构四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十个、直属事业单位十四个，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单纯从数量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斧部门设置已显太多。
有民谣比喻政斧开会人满为患的景象，“部长坐了一礼堂，局长站了一走廊，处长挤了一广场。”
开内阁会，部长们坐了一屋子，怎么议事，到底该听谁说话啊？
历次改革的不彻底，也反映出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的沉重，因为它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而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块管理。
现在的政斧机构设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在功能上仍然强调指挥、控制，这就必然导致机构设置过细，政斧机关管理过于微观、具体，统得过死。
政斧机构设置过多过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成为时下政斧职能与机构改革配套改革的一大难点。
除此之外，机构过多还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高行政成本。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务员数量庞大。
有关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公务员数量过多。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
比较而言，大部门体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斧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斧体制模式，此次机构改革的思路，依然是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
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缝缝补补的做法，范亨对此看得很清楚，而范无病看得更清楚，至于说全国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最清楚，不是不好改，而是大家都怕得罪人。
那么范亨的心里面自然就有怨言了，这种事情就让我来顶雷啊？有好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哦？那么既然你们都让我顶雷，我也就认了。我不但要顶雷，还要顶个大雷，索姓把这个问题从根子上给你们解决了，看看你们是不是真有这个魄力，敢通过这个议案？
“呵呵，范总终于生气了——”此时依然执掌国务院大权的朱老板看到了范亨关于机构改革的提案之后，立刻就如此说道，不过他的眼神儿里面倒都是笑意，很显然他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秘书在一旁倒是没有敢接这话茬儿，因为朱老板嘴里的这个范总，不论是常务范副总理，还是范无病范总，这父子两个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同朱老板关系很不错，随便议论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不过他也非常认同朱老板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上面，范总和小范总都有生气的理由。
高层中的权利倾轧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过是在外人眼里看着并不明显而已，这一次大家推举范亨出来顶雷，谁知道范总居然根本不理会这茬儿，一下子就击中了他们的命门，毕竟要从取消六百八十项行政审批项目上动手，确实是会吓人一大跳的。
举个例子吧，如今国内一个省级城市中的行政审批项目，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千项左右，范亨来了这么一招儿狠手，几乎是将六成的刑侦审批权力给削减掉了。
其实客观地来讲，这是一项非常有效果的改革方案。
原因也很简单，权利范围减小了，可以捞钱的范围就小了，权力的争夺集中了，官僚的数目就减少了，这样一来，由于最终决定权的数量减少，所以基于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原理，有能力竞争的官员就少了，机构数量自然会减少，没有实惠的部门即便是不需要裁撤，也会自动消亡掉，即便是没有自动消亡，也就渐渐地推出整个官僚体系成为一种摆设了。
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培养官僚是有成本的。
在基层，一个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县处级官员，如果不是情况特殊的话，没有百万以上的运营成本，基本是很难出头的，这也就是大家挤破了头都想要往可以掌握尽可能多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权利部门运动的原动力。
只有掌握了别人的痛脚，才有生财之道，如果没有了这个吸引力，那么就凭处级干部的那一点儿死工资，鬼才会愿意去干那种劳神费力的事情，还真以为人人都是想着去为人民服务啊？这话说出来，也就是没有判断力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才有可能会相信。
因而当范亨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作为佐证之后，大家竟然找不到一点儿可以反驳的理由，唯一可以阻挡一下的，那就是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原则了。
所以，仍然没有彻底退出的一号首长站出来充当这个和事老儿，表示范亨同志的方案虽然是解决之道，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会难以预估，所以此时还是不宜艹之过急为好。
这样一来，机构改革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就搁置下来了。
毕竟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你们让人家全权处理此事，人家范亨拿出了根治方案，可是你们又说不可以，这个不符合国情，这不是戏弄人家吗？正国级领导人的面子也不是这么甩的！
范亨回到家里的时候，跟范无病提起此事的时候，就说道，“此事如果再按下不表的话，马上就过年了，过了年就是两会，如果不能够在两会上通过提案，那么机构改革的事情就又要拖上五年或者十年。”
范无病很理解老爸范亨的心中想法，毕竟范亨是个做事的人，这一次祭出了以进为退的法宝，实际上多半儿是受自己的唆使，再加上他心里面本来就对于某些人和某些人有些不满，所以这一次才做出了这样的出人意料的举动。
搁在平时的话，范亨即便是受点儿委屈，也不大可能公然反将高层一军的，这不符合他的一贯行事法则，也是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最大原因。
“但是，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机构改革也确实很重要——”范亨最后表明了自己态度。
“那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于此事，范无病心里早就有了腹案。
（未完待续）
在这一番运作之下，范亨提出了自己的机构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废止的行政审批项目六百八十多种，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进行说明，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机构改革才有实际意义。
范亨的这一举动，顿时把整个高层都给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范亨居然弄出这么一场大动静来，毕竟这样的举动虽然没有威胁到某一个体成员的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让整个政斧的权限一下子缩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举动，也反映出来范亨的一部分态度来，我范亨虽然以前没有什么背景，但是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锅是不肯背的。
你们不是要谈什么机构改革嘛，不是要让我负责嘛，那我就给你们从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后头痛的人到底会是谁？反正我范某人无欲无求，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后果。
事实上，每一届新政斧，往往都是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隔一个阶段，中央都会对政斧部门进行一些调整。简单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要实行大部门体制？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一下中国的政斧部门多到什么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前，国务院的部委一度达到一百个。
其后，政斧分别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内容都以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简了三十九个部门，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四十个组成部门，又裁了十一个，仅保留二十九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这种机构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接连不断地对政斧机构进行一次次大手术，无疑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是极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每次改革后，又会出现机构膨胀之风，机构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数字游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道路。
时至今曰，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仍有组成部门二十八个，特设机构一个、直属机构十八个、办事机构四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十个、直属事业单位十四个，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单纯从数量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斧部门设置已显太多。
有民谣比喻政斧开会人满为患的景象，“部长坐了一礼堂，局长站了一走廊，处长挤了一广场。”
开内阁会，部长们坐了一屋子，怎么议事，到底该听谁说话啊？
历次改革的不彻底，也反映出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的沉重，因为它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而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块管理。
现在的政斧机构设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在功能上仍然强调指挥、控制，这就必然导致机构设置过细，政斧机关管理过于微观、具体，统得过死。
政斧机构设置过多过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成为时下政斧职能与机构改革配套改革的一大难点。
除此之外，机构过多还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高行政成本。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务员数量庞大。
有关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公务员数量过多。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
比较而言，大部门体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斧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斧体制模式，此次机构改革的思路，依然是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
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缝缝补补的做法，范亨对此看得很清楚，而范无病看得更清楚，至于说全国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最清楚，不是不好改，而是大家都怕得罪人。
那么范亨的心里面自然就有怨言了，这种事情就让我来顶雷啊？有好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哦？那么既然你们都让我顶雷，我也就认了。我不但要顶雷，还要顶个大雷，索姓把这个问题从根子上给你们解决了，看看你们是不是真有这个魄力，敢通过这个议案？
“呵呵，范总终于生气了——”此时依然执掌国务院大权的朱老板看到了范亨关于机构改革的提案之后，立刻就如此说道，不过他的眼神儿里面倒都是笑意，很显然他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秘书在一旁倒是没有敢接这话茬儿，因为朱老板嘴里的这个范总，不论是常务范副总理，还是范无病范总，这父子两个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同朱老板关系很不错，随便议论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不过他也非常认同朱老板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上面，范总和小范总都有生气的理由。
高层中的权利倾轧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过是在外人眼里看着并不明显而已，这一次大家推举范亨出来顶雷，谁知道范总居然根本不理会这茬儿，一下子就击中了他们的命门，毕竟要从取消六百八十项行政审批项目上动手，确实是会吓人一大跳的。
举个例子吧，如今国内一个省级城市中的行政审批项目，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千项左右，范亨来了这么一招儿狠手，几乎是将六成的刑侦审批权力给削减掉了。
其实客观地来讲，这是一项非常有效果的改革方案。
原因也很简单，权利范围减小了，可以捞钱的范围就小了，权力的争夺集中了，官僚的数目就减少了，这样一来，由于最终决定权的数量减少，所以基于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原理，有能力竞争的官员就少了，机构数量自然会减少，没有实惠的部门即便是不需要裁撤，也会自动消亡掉，即便是没有自动消亡，也就渐渐地推出整个官僚体系成为一种摆设了。
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培养官僚是有成本的。
在基层，一个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县处级官员，如果不是情况特殊的话，没有百万以上的运营成本，基本是很难出头的，这也就是大家挤破了头都想要往可以掌握尽可能多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权利部门运动的原动力。
只有掌握了别人的痛脚，才有生财之道，如果没有了这个吸引力，那么就凭处级干部的那一点儿死工资，鬼才会愿意去干那种劳神费力的事情，还真以为人人都是想着去为人民服务啊？这话说出来，也就是没有判断力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才有可能会相信。
因而当范亨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作为佐证之后，大家竟然找不到一点儿可以反驳的理由，唯一可以阻挡一下的，那就是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原则了。
所以，仍然没有彻底退出的一号首长站出来充当这个和事老儿，表示范亨同志的方案虽然是解决之道，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会难以预估，所以此时还是不宜艹之过急为好。
这样一来，机构改革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就搁置下来了。
毕竟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你们让人家全权处理此事，人家范亨拿出了根治方案，可是你们又说不可以，这个不符合国情，这不是戏弄人家吗？正国级领导人的面子也不是这么甩的！
范亨回到家里的时候，跟范无病提起此事的时候，就说道，“此事如果再按下不表的话，马上就过年了，过了年就是两会，如果不能够在两会上通过提案，那么机构改革的事情就又要拖上五年或者十年。”
范无病很理解老爸范亨的心中想法，毕竟范亨是个做事的人，这一次祭出了以进为退的法宝，实际上多半儿是受自己的唆使，再加上他心里面本来就对于某些人和某些人有些不满，所以这一次才做出了这样的出人意料的举动。
搁在平时的话，范亨即便是受点儿委屈，也不大可能公然反将高层一军的，这不符合他的一贯行事法则，也是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最大原因。
“但是，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机构改革也确实很重要——”范亨最后表明了自己态度。
“那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于此事，范无病心里早就有了腹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