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除农业税照常征收外，他通过电视和未经组织允许私自发行的《农民减负指南》规定，严禁各乡镇平摊或分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各类统筹不得超出去年虎林县农民人均收入的12%，也就是1514元。如累计统筹超出152元，被征收农民可依法拒付。”
春节期间，常委多半休假。听完曹维新汇报后，意识到问题严重姓的刘东川，立即召开了农历新年后的第一次书记办公会。
刘东川脸色铁青，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分管党群和意识形态的王副书记，一根接一个的抽着香烟。杜副书记则在小本子上不停的记录着，生怕有一丁点的遗漏。任然的反应比较怪异，竟然把手机当成了计算机，不停得计算着什么。
见众人没有任何反应，曹维新干咳了两声，看着手中的报告，接着介绍道：“按照他的计算，今年虎林农民人平均税费将控制在225元的水平。这就意味着除了农业税之外，血防集资、螺山泵站集资、以资代劳费、水电费、共同生产费、畜禽防疫费、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费等统筹将无法征收。
另外，他还明令取消了教育口的：技术装务费、教委课外作业、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小学自然教育、中学生天地、小学生天地、教育统筹费、捐资款、教师培训费、办公费、报刊资料费、教学奖、人身保险费、体检费、防疫费、绿化费等十九项收费。
以及派出所向农村超标准收取的户口整顿费、门牌费、治安费；司法部门超标准收取的法律服务费、‘三五’普法费；计生部门超标收取的妇检费；渔政部门平摊、超标准收取的水面增值费等等。同时，对计划外生育罚款、妇检费、办证费等也有明文规定。”
基层乱收费、乱摊派从省委空降下来的王副书记早有耳闻，但怎么也想不到有这么多巧立名目的税种和费种，曹维新刚刚说完，边掐灭香烟，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忍不住地说道：“这么多税费，看来县乡两级政斧就忙着催款收税了。”
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微微的点了下头，倍感无奈地说道：“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也差不离。凭良心讲，他们现在就管征款收税、计划生育和社会稳定三件事。可就这三件事，他们还管不好。”
杜书记放下纸笔，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凝重地说道：“80年代，一个乡的行政干部不到十五人，财政税务也就三四人，没有工商所、司法所，派出所也仅有两三人。那时候吃皇粮的人少，农民的负担也轻，老百姓种一亩田的负担总共才十多块钱。
一直到92年，一亩田的负担也没有超过30元。可是现在又如何呢？一亩田的负担已经超过了200多。就这样还是不够用，还负债累累。现在一个乡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加起来少说也有2000多。他们自己要吃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吃农民，吃农民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县乡机构臃肿……农民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增收？农民怎么能不重？”
“纪委接到这方面的举报了？”刘东川一愣，禁不住地问了句。
“举报信起码有两卡车，都成普遍现象了，还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纪委就那几个人，怎么查？”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曹维新还是很慎重的，见引起了刘东川等人的高度重视，他立即翻开笔记本，接着说道：“田文建的确做了一些工作，对各项数据把握的也很准。
他在全县减负工作会议中以三门乡为例，说这个乡吃本级财政饭的人就有361人，其中教师165人，乡政斧行政管理人员64人，农林水事业单位44人，文化体育广播事业单位33人，卫生系统30人，财政所21人，民政系统4人。
回来前我派人核实了一下，基本属实。从这组数据上来看，机构臃肿，食之者众，是乡级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沉默了半天的任然，突然抬起头来，冷冷地插了一句：“财政收入不够用，就逼着下面的干部想尽各种办法找钱，无非就那是采取那么几个一点：加一点、借一点、要一点、卖一点和欠一点！加一点，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借一点，就是四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要一点，就是找名目向上面要钱；卖一点，就是卖集体资产；欠一点，就是欠债不还。”
见任然开了口，曹维新突然话锋一转，异常严厉地说道：“任然同志，但你也应该明白，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在内的所有农村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
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有执法违法，乱收滥罚的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的原因；有农业保护姓政策不落实的原因；有经济、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有权力过于集中，明煮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机构臃肿的确是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中央一直在强调精简机构和人员。却始终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说句丧气话，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不治之症了。”
曹维新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旦举起精兵简政的大刀，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能总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刘东川何尝不想稳定住眼前的局面，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留给下一任？可问题是田代县长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而是左手举着南方科技那杯罚酒，右手举着农民减负这杯敬酒，逼着你喝也喝，不喝也得喝。
想到江天集团董事长陈红军上午刚发来的投资考察团，再想想他身后站着的人，刘东川意识到“平时不烧香，有事找老张”肯定是行不通的，想让乔老将军的公子中办乔副局长助自己一臂之力，那就得干出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来。
“同志们，现在是年年喊减负，负担却年年增；上半年假减，下半年真增；尽管各级政斧在这个问题上是三令五申，但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县乡两级干部却总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改革一阵风，这一阵风过了，还不是过去怎么搞，将来还怎么搞。”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人民群众也对我们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官的说话什么时候算数了？不加群众负担就不错了，哪敢指望当官的真减负。
正是因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负责任态度。现许多政策很难执行，甚至导致党委和政斧的威信荡然无存。老百姓们都说：‘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我看没说错，前段时间不是刚查出盘山有两个干部，因贪占挪用等问题被依法判刑，可仍旧还保留党籍政籍，照常发工资，照常享受干部待遇，影响很恶劣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不够，惩治不严！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下面，但责任却在上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贪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刘东川越说越激动，把面前的杯子碰倒都浑然不觉，一脸声色俱厉的表情。
“虎林是什么地方？虎林是为了新中国流过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区。维新和任然同志是后来的，没赶上中顾委乔老将军最后一次返乡。他老人家在虎林呆了六天，走遍了十二个乡镇，走之前他给润泽等县委领导鞠了一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像这土地，生命由此而生而繁衍，生命一旦离开了土地则朝夕不保，不论你曾经为这块土地抛洒过多少汗水和鲜血……”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他还说33年，陈老总命令他在这里扩红。他那时担任读力团政治处主任，负责扩红工作。当时，虎林县人民刚刚为反“围剿”付出巨大牺牲，血迹还未擦干，县委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
在县委领导的带领下，仅3个月时间，虎林人民将自己1000名优秀子弟送来参军。而今这一千人里面又有几人归来？几人活着？几人成为高级干部？虎林县的母亲、妻子经过近20年战争岁月的苦苦等待，收到的仅是一张张烈属证，然而她们没有任何怨言，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当年的县委领导和她们一样作出了同样的牺牲……”
杜书记一闪即逝过诧异的表情，沉思了好一会，突然淡淡地说了句：“梁漱溟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彭德怀为农民讲话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为农民讲话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呀。”
曹维新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急不可耐地说道：“赵书记，冰冻三尺非一曰之寒，农村问题堆积如山，农民负担积重难返，要寻求解决办法，少说也要三五年，咱们还是先研究研究一下吧。”
就在任然对刘东川的反应倍感意外之时，刘东川突然脸色一正，异常严肃地说道：“有些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但有些问题却刻不容缓。虎林人民太不容易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可就是他们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甚至许多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连封建社会的皇帝老儿都知道灾后免税几年以休养生息，而我们却在百年一遇的洪水过后向他们征收各种税费，大家不感觉到讽刺吗？难道这就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见刘东川决心已定，曹维新也不好直接反对，想了想之后，还是忍不住地问道：“那你准备从哪个方面入手？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真要是搞砸了，是要大乱子的。”
刘东川权衡了一番，咬牙切齿地说道：“问题出在虎林县，那就让虎林现行一步。省里不是有一笔扶贫资金嘛，咱们争取一下，用那笔经费抵扣虎林今年的省市两级统筹。同时，把虎林定为99年度我市税费改革的试点，出经验出成绩咱们就推广，出问题咱们就总结。”
不得不承认，这还真是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毕竟田代县长绝不是盏省油的灯，他既然出了这一招，那必然准备好了后手。要不他绝对不敢到处煽风点火，跟老百姓们说什么““中央给了你武器，你不用，你怪谁？你不自救，谁救你？”
更何况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与其出尔反尔的引发各种各样抗税事件，还不如顺水推舟，给上上下下一个交代。
想到这些，杜书记微微的点了下头，淡淡地说道：“几千名干部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来，都自认为生是[***]的人，死是[***]的鬼，铁了心的要跟着党革命到底。现在又没有五七干校，安排不好一样会出大问题。”
这时候，任然突然举起手机，指着上面的一串数字，一脸苦笑着说道：“各位，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虎林农民去年平均收入的25%来征收，那虎林县、乡、村三级财政至少会出现十六个亿的缺口。要知道村组干部虽然没吃财政饭，但吃得也是农民负担，而且这个数字十分庞大。”
刘东川哪能不知道这些，见众人齐刷刷的盯着自己，便放下手中的茶杯，风轻云淡地说道：“事实上问题比这还严重，如果不错意外的话，用不着三天，虎林许多乡镇就会因此而陷入瘫痪。”
“为什么？”王副书记大吃了一惊，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等刘东川开口，曹维新便苦笑着解释道：“在税费征收这个问题上，市里逼县里，县里逼乡里，乡里逼村里，跟计划生育一样，动不动就一票否决。从老百姓手里收不着钱，任务又不能不完成，许多乡镇和行政村都借高利贷先交上，然后再慢慢征收。
老百姓们弃田撂荒，许多统筹根本就收不上来。年复一年，曰复一曰。利滚利，利生息，借债没还完，又借新债，拆东墙补西墙。一旦债主们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他们不堵乡政斧的门才怪。”
乡镇陷入瘫痪，那就意味执政基础荡然无存。王副书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姓，连忙问道：“全县乡村两级财政大概欠多少钱？”
“不知道，但我想少说也有两三个亿。”
两三千万市里倒可以挤一下，对王副书记而言，两三亿可就是个天文数字了。见刘东川铁了心要捅这个马蜂窝，王副书记忍不住地问道：“刘书记，要不我们向省委先汇报一下吧？”
“汇报一下也行。”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一脸倍感无奈的表情。
这时候，杜书记凑到他耳边，似笑非笑地说道：“老王，我敢跟你打赌，省里的意见跟刘书记差不离。”
任然点上根香烟，深吸了一口，吐着淡绿色的烟雾，石破天惊地说道：“我也加点赌注，赌省委不但会要求咱们暂不处理田文建，而且还会建议龙江市委保留他虎林县委副书记的职务。”
刘东川揉了揉太阳穴，面无表情地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这都是他自找的。”
暂不处理，不等于今后都不处理。保留县委副书记的党内职务，不等于这件事就这么完了。对于这种为组织、无纪律，将党委和政斧陷入困境的恶劣行径，迟早都会秋后算账。
曹维新明白了过来，顿时追悔莫及地道：“稳定压倒一切，看来我今天上午是欠考虑了。”
“维新同志，别这么说，如果换着我，我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刘东川回过头来，紧盯着任然的双眼，接着说道：“任然同志，虎林的局势很危险，没有一个熟悉农村工作的老同志可不行。我想把赵润泽和黎志强对调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任然现在分管工业，开发区的事务基本上都交给了黎志强。这就意味着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含金量，不是屁股下坐着两颗炸弹的虎林县委书记可比拟的。
面对着刘东川这个阳谋，任然毫无还手之力。毕竟祸是自己人惹的，有必要去擦这个屁股。同时黎志强的确是个熟悉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于公于私他都得支持。
“我没意见。”
任然想了想之后终于表了态，刘东川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过身去，接着说道：“维新同志，田文建这个代县长显然是代不下去了，让县委副书记段诚担任县长候选人怎么样？”
田文建是个不省心的主儿，黎志强也不是盏省油的灯。让他临危受命担任虎林县委书记，市委肯定会赋予他莫大的权力。既然要减负，那就要大刀阔斧的清退人员。曹维新可不认为段诚靠得住，真要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黎志强整倒了，那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见众人紧盯着自己，曹维新权衡了一番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减负工作很艰难，愈是艰难，愈不能受外界干扰。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期，无论市委还是市政斧，都必须不遗余力的支持黎志强同志工作。县委书记兼县长，党政一肩挑，实在不行还可以让他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一定要树立起足够的权威，不然很难将市委市政斧的减负意图贯彻下去。”
“我没意见。”王副书记这个好好先生就怕出问题，见曹维新说得如此严重，便重重的点了头，表示支持。
“如果省委没有其他指示，那虎林的事就这么定了。”刘东川站了起来，一边往外面走去，一边面无表情地说道：“至于田文建……就让他呆在医院继续养病吧，等影响消除后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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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春节期间，常委多半休假。听完曹维新汇报后，意识到问题严重姓的刘东川，立即召开了农历新年后的第一次书记办公会。
刘东川脸色铁青，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分管党群和意识形态的王副书记，一根接一个的抽着香烟。杜副书记则在小本子上不停的记录着，生怕有一丁点的遗漏。任然的反应比较怪异，竟然把手机当成了计算机，不停得计算着什么。
见众人没有任何反应，曹维新干咳了两声，看着手中的报告，接着介绍道：“按照他的计算，今年虎林农民人平均税费将控制在225元的水平。这就意味着除了农业税之外，血防集资、螺山泵站集资、以资代劳费、水电费、共同生产费、畜禽防疫费、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费等统筹将无法征收。
另外，他还明令取消了教育口的：技术装务费、教委课外作业、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小学自然教育、中学生天地、小学生天地、教育统筹费、捐资款、教师培训费、办公费、报刊资料费、教学奖、人身保险费、体检费、防疫费、绿化费等十九项收费。
以及派出所向农村超标准收取的户口整顿费、门牌费、治安费；司法部门超标准收取的法律服务费、‘三五’普法费；计生部门超标收取的妇检费；渔政部门平摊、超标准收取的水面增值费等等。同时，对计划外生育罚款、妇检费、办证费等也有明文规定。”
基层乱收费、乱摊派从省委空降下来的王副书记早有耳闻，但怎么也想不到有这么多巧立名目的税种和费种，曹维新刚刚说完，边掐灭香烟，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忍不住地说道：“这么多税费，看来县乡两级政斧就忙着催款收税了。”
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微微的点了下头，倍感无奈地说道：“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也差不离。凭良心讲，他们现在就管征款收税、计划生育和社会稳定三件事。可就这三件事，他们还管不好。”
杜书记放下纸笔，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凝重地说道：“80年代，一个乡的行政干部不到十五人，财政税务也就三四人，没有工商所、司法所，派出所也仅有两三人。那时候吃皇粮的人少，农民的负担也轻，老百姓种一亩田的负担总共才十多块钱。
一直到92年，一亩田的负担也没有超过30元。可是现在又如何呢？一亩田的负担已经超过了200多。就这样还是不够用，还负债累累。现在一个乡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加起来少说也有2000多。他们自己要吃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吃农民，吃农民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县乡机构臃肿……农民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增收？农民怎么能不重？”
“纪委接到这方面的举报了？”刘东川一愣，禁不住地问了句。
“举报信起码有两卡车，都成普遍现象了，还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纪委就那几个人，怎么查？”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曹维新还是很慎重的，见引起了刘东川等人的高度重视，他立即翻开笔记本，接着说道：“田文建的确做了一些工作，对各项数据把握的也很准。
他在全县减负工作会议中以三门乡为例，说这个乡吃本级财政饭的人就有361人，其中教师165人，乡政斧行政管理人员64人，农林水事业单位44人，文化体育广播事业单位33人，卫生系统30人，财政所21人，民政系统4人。
回来前我派人核实了一下，基本属实。从这组数据上来看，机构臃肿，食之者众，是乡级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沉默了半天的任然，突然抬起头来，冷冷地插了一句：“财政收入不够用，就逼着下面的干部想尽各种办法找钱，无非就那是采取那么几个一点：加一点、借一点、要一点、卖一点和欠一点！加一点，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借一点，就是四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要一点，就是找名目向上面要钱；卖一点，就是卖集体资产；欠一点，就是欠债不还。”
见任然开了口，曹维新突然话锋一转，异常严厉地说道：“任然同志，但你也应该明白，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在内的所有农村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
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有执法违法，乱收滥罚的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的原因；有农业保护姓政策不落实的原因；有经济、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有权力过于集中，明煮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机构臃肿的确是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中央一直在强调精简机构和人员。却始终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说句丧气话，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不治之症了。”
曹维新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旦举起精兵简政的大刀，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能总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刘东川何尝不想稳定住眼前的局面，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留给下一任？可问题是田代县长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而是左手举着南方科技那杯罚酒，右手举着农民减负这杯敬酒，逼着你喝也喝，不喝也得喝。
想到江天集团董事长陈红军上午刚发来的投资考察团，再想想他身后站着的人，刘东川意识到“平时不烧香，有事找老张”肯定是行不通的，想让乔老将军的公子中办乔副局长助自己一臂之力，那就得干出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来。
“同志们，现在是年年喊减负，负担却年年增；上半年假减，下半年真增；尽管各级政斧在这个问题上是三令五申，但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县乡两级干部却总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改革一阵风，这一阵风过了，还不是过去怎么搞，将来还怎么搞。”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人民群众也对我们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官的说话什么时候算数了？不加群众负担就不错了，哪敢指望当官的真减负。
正是因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负责任态度。现许多政策很难执行，甚至导致党委和政斧的威信荡然无存。老百姓们都说：‘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我看没说错，前段时间不是刚查出盘山有两个干部，因贪占挪用等问题被依法判刑，可仍旧还保留党籍政籍，照常发工资，照常享受干部待遇，影响很恶劣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不够，惩治不严！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下面，但责任却在上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贪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刘东川越说越激动，把面前的杯子碰倒都浑然不觉，一脸声色俱厉的表情。
“虎林是什么地方？虎林是为了新中国流过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区。维新和任然同志是后来的，没赶上中顾委乔老将军最后一次返乡。他老人家在虎林呆了六天，走遍了十二个乡镇，走之前他给润泽等县委领导鞠了一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像这土地，生命由此而生而繁衍，生命一旦离开了土地则朝夕不保，不论你曾经为这块土地抛洒过多少汗水和鲜血……”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他还说33年，陈老总命令他在这里扩红。他那时担任读力团政治处主任，负责扩红工作。当时，虎林县人民刚刚为反“围剿”付出巨大牺牲，血迹还未擦干，县委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
在县委领导的带领下，仅3个月时间，虎林人民将自己1000名优秀子弟送来参军。而今这一千人里面又有几人归来？几人活着？几人成为高级干部？虎林县的母亲、妻子经过近20年战争岁月的苦苦等待，收到的仅是一张张烈属证，然而她们没有任何怨言，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当年的县委领导和她们一样作出了同样的牺牲……”
杜书记一闪即逝过诧异的表情，沉思了好一会，突然淡淡地说了句：“梁漱溟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彭德怀为农民讲话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为农民讲话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呀。”
曹维新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急不可耐地说道：“赵书记，冰冻三尺非一曰之寒，农村问题堆积如山，农民负担积重难返，要寻求解决办法，少说也要三五年，咱们还是先研究研究一下吧。”
就在任然对刘东川的反应倍感意外之时，刘东川突然脸色一正，异常严肃地说道：“有些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但有些问题却刻不容缓。虎林人民太不容易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可就是他们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甚至许多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连封建社会的皇帝老儿都知道灾后免税几年以休养生息，而我们却在百年一遇的洪水过后向他们征收各种税费，大家不感觉到讽刺吗？难道这就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见刘东川决心已定，曹维新也不好直接反对，想了想之后，还是忍不住地问道：“那你准备从哪个方面入手？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真要是搞砸了，是要大乱子的。”
刘东川权衡了一番，咬牙切齿地说道：“问题出在虎林县，那就让虎林现行一步。省里不是有一笔扶贫资金嘛，咱们争取一下，用那笔经费抵扣虎林今年的省市两级统筹。同时，把虎林定为99年度我市税费改革的试点，出经验出成绩咱们就推广，出问题咱们就总结。”
不得不承认，这还真是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毕竟田代县长绝不是盏省油的灯，他既然出了这一招，那必然准备好了后手。要不他绝对不敢到处煽风点火，跟老百姓们说什么““中央给了你武器，你不用，你怪谁？你不自救，谁救你？”
更何况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与其出尔反尔的引发各种各样抗税事件，还不如顺水推舟，给上上下下一个交代。
想到这些，杜书记微微的点了下头，淡淡地说道：“几千名干部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来，都自认为生是[***]的人，死是[***]的鬼，铁了心的要跟着党革命到底。现在又没有五七干校，安排不好一样会出大问题。”
这时候，任然突然举起手机，指着上面的一串数字，一脸苦笑着说道：“各位，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虎林农民去年平均收入的25%来征收，那虎林县、乡、村三级财政至少会出现十六个亿的缺口。要知道村组干部虽然没吃财政饭，但吃得也是农民负担，而且这个数字十分庞大。”
刘东川哪能不知道这些，见众人齐刷刷的盯着自己，便放下手中的茶杯，风轻云淡地说道：“事实上问题比这还严重，如果不错意外的话，用不着三天，虎林许多乡镇就会因此而陷入瘫痪。”
“为什么？”王副书记大吃了一惊，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等刘东川开口，曹维新便苦笑着解释道：“在税费征收这个问题上，市里逼县里，县里逼乡里，乡里逼村里，跟计划生育一样，动不动就一票否决。从老百姓手里收不着钱，任务又不能不完成，许多乡镇和行政村都借高利贷先交上，然后再慢慢征收。
老百姓们弃田撂荒，许多统筹根本就收不上来。年复一年，曰复一曰。利滚利，利生息，借债没还完，又借新债，拆东墙补西墙。一旦债主们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他们不堵乡政斧的门才怪。”
乡镇陷入瘫痪，那就意味执政基础荡然无存。王副书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姓，连忙问道：“全县乡村两级财政大概欠多少钱？”
“不知道，但我想少说也有两三个亿。”
两三千万市里倒可以挤一下，对王副书记而言，两三亿可就是个天文数字了。见刘东川铁了心要捅这个马蜂窝，王副书记忍不住地问道：“刘书记，要不我们向省委先汇报一下吧？”
“汇报一下也行。”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一脸倍感无奈的表情。
这时候，杜书记凑到他耳边，似笑非笑地说道：“老王，我敢跟你打赌，省里的意见跟刘书记差不离。”
任然点上根香烟，深吸了一口，吐着淡绿色的烟雾，石破天惊地说道：“我也加点赌注，赌省委不但会要求咱们暂不处理田文建，而且还会建议龙江市委保留他虎林县委副书记的职务。”
刘东川揉了揉太阳穴，面无表情地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这都是他自找的。”
暂不处理，不等于今后都不处理。保留县委副书记的党内职务，不等于这件事就这么完了。对于这种为组织、无纪律，将党委和政斧陷入困境的恶劣行径，迟早都会秋后算账。
曹维新明白了过来，顿时追悔莫及地道：“稳定压倒一切，看来我今天上午是欠考虑了。”
“维新同志，别这么说，如果换着我，我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刘东川回过头来，紧盯着任然的双眼，接着说道：“任然同志，虎林的局势很危险，没有一个熟悉农村工作的老同志可不行。我想把赵润泽和黎志强对调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任然现在分管工业，开发区的事务基本上都交给了黎志强。这就意味着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含金量，不是屁股下坐着两颗炸弹的虎林县委书记可比拟的。
面对着刘东川这个阳谋，任然毫无还手之力。毕竟祸是自己人惹的，有必要去擦这个屁股。同时黎志强的确是个熟悉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于公于私他都得支持。
“我没意见。”
任然想了想之后终于表了态，刘东川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过身去，接着说道：“维新同志，田文建这个代县长显然是代不下去了，让县委副书记段诚担任县长候选人怎么样？”
田文建是个不省心的主儿，黎志强也不是盏省油的灯。让他临危受命担任虎林县委书记，市委肯定会赋予他莫大的权力。既然要减负，那就要大刀阔斧的清退人员。曹维新可不认为段诚靠得住，真要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黎志强整倒了，那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见众人紧盯着自己，曹维新权衡了一番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减负工作很艰难，愈是艰难，愈不能受外界干扰。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期，无论市委还是市政斧，都必须不遗余力的支持黎志强同志工作。县委书记兼县长，党政一肩挑，实在不行还可以让他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一定要树立起足够的权威，不然很难将市委市政斧的减负意图贯彻下去。”
“我没意见。”王副书记这个好好先生就怕出问题，见曹维新说得如此严重，便重重的点了头，表示支持。
“如果省委没有其他指示，那虎林的事就这么定了。”刘东川站了起来，一边往外面走去，一边面无表情地说道：“至于田文建……就让他呆在医院继续养病吧，等影响消除后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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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