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那儿愣了有一秒钟，然后就像是屁股着火了一样直接跳了起来，后背紧紧靠在铁门上，看着那个血红色的大柜子直咽口水。
那“咯咯”的笑声还在继续，我听的头皮都发麻了，感觉那声音不像是人发出的，反倒像是什么东西上牙碰下牙就把声给挤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手心都是汗，两条腿在疯狂打颤，还有刚才铁门外面那个人又是谁，看眼睛绝对不是什么脏东西，就是个人！
我哆哆嗦嗦的从铁门旁边拿了一根儿木棍掂在手里，心说大不了今儿晚上咱就来个你死我活，我一个大活人还能怕你只鬼不成。
心里说是这么说，但要真干起来，我还是有点儿胆儿颤，木棍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两条腿却一步都没迈出去。
我就这么像是个街头卖艺的人一样不停的在原地耍着招式，折腾了两分钟左右，发现那声音一直没停下，我才觉得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了。
要说是个人吧，我还没听说过谁连笑两分钟不带喘气儿的，要说是只鬼，这鬼也太无聊了，就躲在柜子里面咯咯笑有个什么意思，那声音头一回听起来会觉得可怕，但我听了这么久了，再感觉一下，也就那么回事儿。
难不成是别的东西在里面？
我想了半天胆子大了起来，深吸一口气，“哈”的一声跳到柜子前面，一脚把柜子门给踹开，半睁着眼睛对着黑漆漆的柜子里面就一通乱打。
棍子挥了半天，我却感觉什么玩意儿都没打中，反倒是那笑声没停，难不成真的是只鬼？
我感觉往后退了一步，把眼睛睁开，借着昏暗的灯光才看到，柜子里哪里有什么鬼，只有一只老旧的发报机躺在里面，那声音就是从发报机里面传出来的。
我松了一口气，把木棍扔到一边，把发报机从里面拿出来，来来回回倒腾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这玩意儿怎么就突然响起来了。
这是一台型号十分老旧的发报机，小时候爷爷给我说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我唯一记得住的也就这东西了，那时候还拆过不少，我坐在那儿回忆了半天，才一点点的把发报机拆开，那声音才消失。
墨盘里的东西已经旧的不成样子，还好保存电报的东西还算严实，我把它打开，录音带足足有十公分长，按照这个长度来算，里面的录的声音至少有二十分钟。
我把带子弄好从头播放，一开始是一阵嘈杂的声音，持续了大概五六秒之后，一个男人突然用极快的语速说了一段话。
然而很遗憾，我并没有听懂，这男人说的并不是中国话，而是日语。
他说完之后就又没了声音，两分钟之后，那个恐怖的“咯咯”声又响了起来，一直笑到了带子结束。
我有点儿莫名其妙，这东西我没记错的话，是抗日战争后期，日本才从德国进口的一种发报设备，不仅支持密文发报，还支持语音，不过我爷爷那会儿参加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前前后后差了二十多年呢，他怎么会有这么个玩意儿？
我把东西收拾好，也不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至于刚才那段日语是什么意思，等我出去以后找个人听听便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从这鬼地方出去。
门外的锁是新换的，这里又是地下室，一点儿手机信号都没有，想要靠蛮力弄开这锁不太现实，我找了点儿东西，弄了个巨大的喇叭，深吸一口气扯开嗓子就开始喊。
这一喊就是将近半个小时，当看到一个小胖子从楼梯口探出半个脑袋的时候，我眼泪都快下来了，赶紧把手机递给他，让他给墙上贴着的开锁小广告上面的号码打个电话。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抱着那个发报机从地下室出来，给胖子和老刘打了个电话，约在了蝎王府。
这一路上我也想好了，这趟云南之行，我是非去不可了。
到了地方，胖子看到我抱着个乌漆麻黑的东西进来，笑着问我是不是又搞到了什么好东西，我瞪了他一眼，就问老刘听不听得懂日语。
他点点头，我把包厢的门关上，打开发报机，把那段日语播给老刘听，他听完疑惑的看了我一眼说：“你爷爷还参加过抗日战争？”
我摇头：“抗日战争那会儿他才五六岁，怎么可能，这鬼子说的啥？”
老刘低头组织了一下语言说：“说是他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什么东西，正准备从缅甸公路运出去。”
缅甸公路？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我爷爷那会抗日战争早打完了，缅甸公路也废弃了，所以这电报里面说的事情，应该是抗日战争那会儿，也就是说，我爷爷在云南发现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老物件，还给带回来了！
胖子问我这东西哪来的，我没打算给他说地下室那个神秘人，只说自己从老宅翻出来的，然后告诉了他们我准备去云南一趟的决定。
老刘拧着眉毛直摇头，胖子倒是恨不得两条腿都举起来支持我，给我说他在云南有多少朋友，我这次去绝对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还得让我品尝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我问他啥风土人情，胖子笑着说他要带我去当一回老司机。
我让老刘放心，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说地雷真的还没死，那我只需要找到他，问清楚当年的那个约定是什么即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就不信还有什么事情搞不定的。
老刘还想劝我，我朝他眨眨眼睛，意思胖子在这儿，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这一顿吃完喝完我把胖子送回去，又折身把老刘叫出来，告诉他今天晚上我被一个神秘人给锁在地下室的事情，让他留在北京，一定把那个骨牌是个什么玩意儿给查清楚。
我隐约觉得，那个神秘人绝对知道点儿什么事情，否则不会那么巧合，在我刚发现那些信的时候就蹦出来。
老刘问我这次去云南有没有什么具体打算，我摇头说没有，不过我得带着胖子，毕竟那边我都没去过，胖子在那边有朋友，也好有个照应，别被当地人给欺了生。
他劝我把戴大师也给带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就连老刘这个无神论者都已经有些动摇了，带着戴大师在身边，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也好弄。
其实我是想把他给带上的，不过我不太清楚他愿不愿意，毕竟他也只是个外人，这种事情，还是牵扯进来的人越少越好。
给老刘吃了定心丸以后我就和胖子买了第二天去昆明的火车票，胖子嘟囔着说我是周扒皮，连飞机票都不舍得买，其实我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地下室出现的那个神秘人，看样子是想阻止我深挖这件事情，如果知道我要去云南，绝对会有小动作，飞机上不好动手，火车上人多手杂就不一样了，只要他敢动，我就肯定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我没搭理胖子的抗议，执意买了火车票，临走前一晚上还到潘家园儿，给隔壁几个铺子老板打了招呼，一来是因为园子里的确有这规矩，当家的要出远门儿，就得拜托隔壁老板给扫扫自家铺子门前的灰，免得“挡了财路”，二来我之所以这么招摇，就是想让那个神秘人知道，我要去云南了，明儿就走。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胖子就到了火车站，人挤人的进了候车大厅，但胖子一路上脸色都不太对劲儿，我问他怎么了，他又不说话。
我看他不想说也就没再问，估计是昨儿晚上没睡好，刚想着呢，胖子突然抓住我的领子，对着我脸上就是一拳，直接把我给打的倒在地上了，接着一屁股坐在我身上朝着民警吼道：“警察同志，抓贼啊！”
那“咯咯”的笑声还在继续，我听的头皮都发麻了，感觉那声音不像是人发出的，反倒像是什么东西上牙碰下牙就把声给挤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手心都是汗，两条腿在疯狂打颤，还有刚才铁门外面那个人又是谁，看眼睛绝对不是什么脏东西，就是个人！
我哆哆嗦嗦的从铁门旁边拿了一根儿木棍掂在手里，心说大不了今儿晚上咱就来个你死我活，我一个大活人还能怕你只鬼不成。
心里说是这么说，但要真干起来，我还是有点儿胆儿颤，木棍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两条腿却一步都没迈出去。
我就这么像是个街头卖艺的人一样不停的在原地耍着招式，折腾了两分钟左右，发现那声音一直没停下，我才觉得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了。
要说是个人吧，我还没听说过谁连笑两分钟不带喘气儿的，要说是只鬼，这鬼也太无聊了，就躲在柜子里面咯咯笑有个什么意思，那声音头一回听起来会觉得可怕，但我听了这么久了，再感觉一下，也就那么回事儿。
难不成是别的东西在里面？
我想了半天胆子大了起来，深吸一口气，“哈”的一声跳到柜子前面，一脚把柜子门给踹开，半睁着眼睛对着黑漆漆的柜子里面就一通乱打。
棍子挥了半天，我却感觉什么玩意儿都没打中，反倒是那笑声没停，难不成真的是只鬼？
我感觉往后退了一步，把眼睛睁开，借着昏暗的灯光才看到，柜子里哪里有什么鬼，只有一只老旧的发报机躺在里面，那声音就是从发报机里面传出来的。
我松了一口气，把木棍扔到一边，把发报机从里面拿出来，来来回回倒腾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这玩意儿怎么就突然响起来了。
这是一台型号十分老旧的发报机，小时候爷爷给我说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我唯一记得住的也就这东西了，那时候还拆过不少，我坐在那儿回忆了半天，才一点点的把发报机拆开，那声音才消失。
墨盘里的东西已经旧的不成样子，还好保存电报的东西还算严实，我把它打开，录音带足足有十公分长，按照这个长度来算，里面的录的声音至少有二十分钟。
我把带子弄好从头播放，一开始是一阵嘈杂的声音，持续了大概五六秒之后，一个男人突然用极快的语速说了一段话。
然而很遗憾，我并没有听懂，这男人说的并不是中国话，而是日语。
他说完之后就又没了声音，两分钟之后，那个恐怖的“咯咯”声又响了起来，一直笑到了带子结束。
我有点儿莫名其妙，这东西我没记错的话，是抗日战争后期，日本才从德国进口的一种发报设备，不仅支持密文发报，还支持语音，不过我爷爷那会儿参加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前前后后差了二十多年呢，他怎么会有这么个玩意儿？
我把东西收拾好，也不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至于刚才那段日语是什么意思，等我出去以后找个人听听便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从这鬼地方出去。
门外的锁是新换的，这里又是地下室，一点儿手机信号都没有，想要靠蛮力弄开这锁不太现实，我找了点儿东西，弄了个巨大的喇叭，深吸一口气扯开嗓子就开始喊。
这一喊就是将近半个小时，当看到一个小胖子从楼梯口探出半个脑袋的时候，我眼泪都快下来了，赶紧把手机递给他，让他给墙上贴着的开锁小广告上面的号码打个电话。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抱着那个发报机从地下室出来，给胖子和老刘打了个电话，约在了蝎王府。
这一路上我也想好了，这趟云南之行，我是非去不可了。
到了地方，胖子看到我抱着个乌漆麻黑的东西进来，笑着问我是不是又搞到了什么好东西，我瞪了他一眼，就问老刘听不听得懂日语。
他点点头，我把包厢的门关上，打开发报机，把那段日语播给老刘听，他听完疑惑的看了我一眼说：“你爷爷还参加过抗日战争？”
我摇头：“抗日战争那会儿他才五六岁，怎么可能，这鬼子说的啥？”
老刘低头组织了一下语言说：“说是他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什么东西，正准备从缅甸公路运出去。”
缅甸公路？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我爷爷那会抗日战争早打完了，缅甸公路也废弃了，所以这电报里面说的事情，应该是抗日战争那会儿，也就是说，我爷爷在云南发现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老物件，还给带回来了！
胖子问我这东西哪来的，我没打算给他说地下室那个神秘人，只说自己从老宅翻出来的，然后告诉了他们我准备去云南一趟的决定。
老刘拧着眉毛直摇头，胖子倒是恨不得两条腿都举起来支持我，给我说他在云南有多少朋友，我这次去绝对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还得让我品尝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我问他啥风土人情，胖子笑着说他要带我去当一回老司机。
我让老刘放心，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说地雷真的还没死，那我只需要找到他，问清楚当年的那个约定是什么即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就不信还有什么事情搞不定的。
老刘还想劝我，我朝他眨眨眼睛，意思胖子在这儿，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这一顿吃完喝完我把胖子送回去，又折身把老刘叫出来，告诉他今天晚上我被一个神秘人给锁在地下室的事情，让他留在北京，一定把那个骨牌是个什么玩意儿给查清楚。
我隐约觉得，那个神秘人绝对知道点儿什么事情，否则不会那么巧合，在我刚发现那些信的时候就蹦出来。
老刘问我这次去云南有没有什么具体打算，我摇头说没有，不过我得带着胖子，毕竟那边我都没去过，胖子在那边有朋友，也好有个照应，别被当地人给欺了生。
他劝我把戴大师也给带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就连老刘这个无神论者都已经有些动摇了，带着戴大师在身边，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也好弄。
其实我是想把他给带上的，不过我不太清楚他愿不愿意，毕竟他也只是个外人，这种事情，还是牵扯进来的人越少越好。
给老刘吃了定心丸以后我就和胖子买了第二天去昆明的火车票，胖子嘟囔着说我是周扒皮，连飞机票都不舍得买，其实我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地下室出现的那个神秘人，看样子是想阻止我深挖这件事情，如果知道我要去云南，绝对会有小动作，飞机上不好动手，火车上人多手杂就不一样了，只要他敢动，我就肯定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我没搭理胖子的抗议，执意买了火车票，临走前一晚上还到潘家园儿，给隔壁几个铺子老板打了招呼，一来是因为园子里的确有这规矩，当家的要出远门儿，就得拜托隔壁老板给扫扫自家铺子门前的灰，免得“挡了财路”，二来我之所以这么招摇，就是想让那个神秘人知道，我要去云南了，明儿就走。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胖子就到了火车站，人挤人的进了候车大厅，但胖子一路上脸色都不太对劲儿，我问他怎么了，他又不说话。
我看他不想说也就没再问，估计是昨儿晚上没睡好，刚想着呢，胖子突然抓住我的领子，对着我脸上就是一拳，直接把我给打的倒在地上了，接着一屁股坐在我身上朝着民警吼道：“警察同志，抓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