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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公开威胁和恐吓下，省政府于25日宣布，决定将省政府迁往保定。
这个消息一出，日本人不但没有停止示威，反而愈演愈烈。
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全副武装，配备装甲车、机关枪和钢炮，沿河北大经路进行武装游行。
30日，日军又在省政府门前示威，并在北洋大学门前鸣枪恐吓。
31日，日军百余人，公然闯进海沽公安局内到处拍照、辱骂，进行挑衅。
日本驻海沽总领事川越茂，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提出最后通谋。
国民党河北省和海沽市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海沽市党部人员，竟然全体请假，不敢上班。
6月1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在日军压力下，由海沽迁往保定。
日本蛮横无理的挑衅，南京政府没有底气反抗，只能卑躬屈膝。
为满意日方要求，南京政府决定，划海沽直属行政院，任王志强为海沽市长。
并发出“严令海沽军政宪警各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的命令。
南京政府，以及河北省政府、海沽市政府的行为，并没有让日本满意。
他们反而从懦弱的中国政府身上，看到了更大的利益。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河北省政府和海沽市政府全部搬到保定，南京政府对日本如此忍让，路承周得知后，也很是无奈。
日本之所以理直气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而所有这些事的导火索，正是《国权报》和《振报》的社长被暗杀。
经过一个月的核实，路承周已经知道，军统和其他爱国组织，并没有暗杀胡俞桓和白恩博。
也就是说，导致这两位汉奸被杀的主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卖国，而是日本人抛弃了他们。
或者说，日本人用他们的死，替日本作了最后的贡献。
知道了这一点，路承周再回想野崎给自己的命令，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如果野崎的操作再完善些，自己一定会乐于让军统暗杀胡俞桓和白恩博这样的汉奸。
而日本人正需要中国人做这等事，因为军统的行动缓慢，等不及的日本特务机关，竟然先动手了。
日本人看似理直气壮，但在路承周看来，实在是蛮横无理。
所有的这些事端，都是他们一手导演的。
路承周向李向学说起此事时，也是非常无奈。
“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如此。”李向学叹息着说。
“日本军队在我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政府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些党部成员，竟然吓得请假避祸，一旦中日开战，这些人必将争先恐后投靠日本。”路承周担忧的说。
“所以，我们需要用直接行动来提醒民众，日本人卑鄙无耻。并且正告那些投靠日本，或者想要投靠日本的人，他们不会有好下场。”李向学说。
日本军队公然在海沽示威，并且恐吓咆哮，确实吓破了一些人的胆。
可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敌人的枪炮吓倒的。
日本军队的行为，也让军统方面很是无奈。
幸好他们还没有行动，否则的话，此次的华北事件，军统就要替日本人背锅。
但就算如此，总部也因此免掉了北平站长陈树公的职务。
“陈站长被免职，谁来接替呢？”路承周一脸期望的问。
他最希望刘有军接任海沽站长，这样的话，他这个独立情报员，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入军统高层。
“暂时还没有接到通知。”刘有军摇了摇头。
这一年以来，军统海沽可以说多灾多难，先是王小湘中毒身亡，再是陈树公失职被免。
目前军统海沽站，由情报组长吕恩普和军情组长郑问友共同负责业务，刘有军只负责内勤。
事实上，吕恩普和郑问友是，都有意问鼎站长，只是总部没有下令，他们也只能暗中较劲。
吕恩普有一个优势，他的侄子吕慕韩，也是军统海沽站直属通信员。
“此事乃日本特务机关一手操纵，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武官辅佐高桥坦一手策划，既然他们诬陷我们暗杀了胡、白，是不是找机会，将酒井隆和高桥坦干掉呢？”路承周突然说。
“以后，我们的行为要更加谨慎，像这种针对日本人的行动，必须总部批准，绝对不允许私自行动。”刘有军严厉的说。
只是死了个胡俞桓和白恩博，海沽，乃至华北，就被日本人搞得鸡飞狗跳。
如果死的是酒井隆或者高桥坦，日本人的大炮，就要真的落下来了。
路承周暗暗叹了口气，国民政府没有与日本一战的信心，老蒋的精力，都放在对付红军身上，哪怕日本人闹得再凶，国民政府也不敢说一句硬气话。
日本人可能也正看透了这一点，酒井隆和高桥坦，先后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某和何某，污蔑胡、白被杀，系国民党所为，是“中国排日行动”，“是对日本的挑衅”。
并且北平军委会的何委员长口头抗议：“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为，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事态，日军概不负责”。
日本人态度之嚣张，口气之狂妄，颠倒黑白之无耻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接着，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移至保定，宪兵第3团团长，及军分会政训处长等人予以免职。
同时，必须限时侦办胡俞桓、白恩博一案，限期破案。
这些无理要求，实际上是为推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扫清道路。
此事，路承周多次向上面汇报，然而，国民政府方面，根本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而日方则扬言：“日军为自卫上取断然之处置aka直接发生庚子事件，或九一八事件，亦不可知。”
其后，又提出，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
这些要求，实在荒唐之极，然而，国民政府却派北平军分会的何委员长，来海沽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
在日本的公开威胁和恐吓下，省政府于25日宣布，决定将省政府迁往保定。
这个消息一出，日本人不但没有停止示威，反而愈演愈烈。
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全副武装，配备装甲车、机关枪和钢炮，沿河北大经路进行武装游行。
30日，日军又在省政府门前示威，并在北洋大学门前鸣枪恐吓。
31日，日军百余人，公然闯进海沽公安局内到处拍照、辱骂，进行挑衅。
日本驻海沽总领事川越茂，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提出最后通谋。
国民党河北省和海沽市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海沽市党部人员，竟然全体请假，不敢上班。
6月1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在日军压力下，由海沽迁往保定。
日本蛮横无理的挑衅，南京政府没有底气反抗，只能卑躬屈膝。
为满意日方要求，南京政府决定，划海沽直属行政院，任王志强为海沽市长。
并发出“严令海沽军政宪警各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的命令。
南京政府，以及河北省政府、海沽市政府的行为，并没有让日本满意。
他们反而从懦弱的中国政府身上，看到了更大的利益。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河北省政府和海沽市政府全部搬到保定，南京政府对日本如此忍让，路承周得知后，也很是无奈。
日本之所以理直气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而所有这些事的导火索，正是《国权报》和《振报》的社长被暗杀。
经过一个月的核实，路承周已经知道，军统和其他爱国组织，并没有暗杀胡俞桓和白恩博。
也就是说，导致这两位汉奸被杀的主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卖国，而是日本人抛弃了他们。
或者说，日本人用他们的死，替日本作了最后的贡献。
知道了这一点，路承周再回想野崎给自己的命令，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如果野崎的操作再完善些，自己一定会乐于让军统暗杀胡俞桓和白恩博这样的汉奸。
而日本人正需要中国人做这等事，因为军统的行动缓慢，等不及的日本特务机关，竟然先动手了。
日本人看似理直气壮，但在路承周看来，实在是蛮横无理。
所有的这些事端，都是他们一手导演的。
路承周向李向学说起此事时，也是非常无奈。
“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如此。”李向学叹息着说。
“日本军队在我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政府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些党部成员，竟然吓得请假避祸，一旦中日开战，这些人必将争先恐后投靠日本。”路承周担忧的说。
“所以，我们需要用直接行动来提醒民众，日本人卑鄙无耻。并且正告那些投靠日本，或者想要投靠日本的人，他们不会有好下场。”李向学说。
日本军队公然在海沽示威，并且恐吓咆哮，确实吓破了一些人的胆。
可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敌人的枪炮吓倒的。
日本军队的行为，也让军统方面很是无奈。
幸好他们还没有行动，否则的话，此次的华北事件，军统就要替日本人背锅。
但就算如此，总部也因此免掉了北平站长陈树公的职务。
“陈站长被免职，谁来接替呢？”路承周一脸期望的问。
他最希望刘有军接任海沽站长，这样的话，他这个独立情报员，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入军统高层。
“暂时还没有接到通知。”刘有军摇了摇头。
这一年以来，军统海沽可以说多灾多难，先是王小湘中毒身亡，再是陈树公失职被免。
目前军统海沽站，由情报组长吕恩普和军情组长郑问友共同负责业务，刘有军只负责内勤。
事实上，吕恩普和郑问友是，都有意问鼎站长，只是总部没有下令，他们也只能暗中较劲。
吕恩普有一个优势，他的侄子吕慕韩，也是军统海沽站直属通信员。
“此事乃日本特务机关一手操纵，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武官辅佐高桥坦一手策划，既然他们诬陷我们暗杀了胡、白，是不是找机会，将酒井隆和高桥坦干掉呢？”路承周突然说。
“以后，我们的行为要更加谨慎，像这种针对日本人的行动，必须总部批准，绝对不允许私自行动。”刘有军严厉的说。
只是死了个胡俞桓和白恩博，海沽，乃至华北，就被日本人搞得鸡飞狗跳。
如果死的是酒井隆或者高桥坦，日本人的大炮，就要真的落下来了。
路承周暗暗叹了口气，国民政府没有与日本一战的信心，老蒋的精力，都放在对付红军身上，哪怕日本人闹得再凶，国民政府也不敢说一句硬气话。
日本人可能也正看透了这一点，酒井隆和高桥坦，先后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某和何某，污蔑胡、白被杀，系国民党所为，是“中国排日行动”，“是对日本的挑衅”。
并且北平军委会的何委员长口头抗议：“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为，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事态，日军概不负责”。
日本人态度之嚣张，口气之狂妄，颠倒黑白之无耻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接着，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移至保定，宪兵第3团团长，及军分会政训处长等人予以免职。
同时，必须限时侦办胡俞桓、白恩博一案，限期破案。
这些无理要求，实际上是为推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扫清道路。
此事，路承周多次向上面汇报，然而，国民政府方面，根本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而日方则扬言：“日军为自卫上取断然之处置aka直接发生庚子事件，或九一八事件，亦不可知。”
其后，又提出，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
这些要求，实在荒唐之极，然而，国民政府却派北平军分会的何委员长，来海沽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