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春天酒楼以及辰宇工程机械公司，冯啸辰的态度都是原则上指导，在具体的经营上并不干预。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并不在于企业管理，而是拥有穿越者的预见性，以及前一世作为一名装备产业主管官员所拥有的大局观。让他具体去做某个企业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职业经理人做得出色。
陈抒涵、杨海帆这些人也许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却是冯啸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胆子大一些，有一点经营头脑，不特别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够成功。而陈抒涵他们，则会在这种锻炼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成为有能力在市场上搏击风雨的商界精英。
春节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战略所84级的硕士生们不再如上学期那样紧张与拘束，各自的导师也分别给他们布置了科研课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种科研课题并不像后世那样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献、做出什么美仑美奂的数学模型，而是针对当前的改革实践，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
1985年的中国，城乡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会上，国家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放权，严格的计划经济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让位于“扩大地方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一时间，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套一句圣人语录，可谓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原来因为担心政策有变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市场，出现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繁荣场面。国有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场，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改革措施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大搞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
冯啸辰道：“没错，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他们发现，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
沈荣儒冷笑道：“也就是说，他们既想要政府保护他们对市场的垄断，又不希望政府插手他们的经营。好处他们都想占，责任则是一点都不想负，这样的企业，怎么能算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呢？”
“不过，也不绝对都是这样吧。”冯啸辰道，“我这次去开会，趁着会议间隙，也去拜访了几位企业里的朋友。他们的企业原本都是部属企业，在去年开始划归地方管理。他们向我反映，划归地方之后，他们与其他部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了影响，没有了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技术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困难。这个问题，我正打算向罗主任那边再求证一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装备工业不能相互割裂，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了。”
沈荣儒点点头，道：“这种情况，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不过我没有具体做过装备工业方面的工作，体会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帮你提交到中央领导那里去。”
“那可太好了。”冯啸辰道，“这个问题，我想经委方面也会向中央汇报的，再加上您这边的学界观点，领导应当会更加重视吧。”
沈荣儒道：“其实，中央一直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上次咱们去北化机调查分馏塔质量事件，你们几个研究生回来之后写的调研报告，中央领导也做出了批示，明确提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仍然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分寸。
咱们国家的事情，往往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现在国家总的政策方向是放权，在这个时候如果过分强调‘全国一盘棋’，很可能又会回到原来那种国家一把抓的局面上去，使此前搞活经济的努力半途而废。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不便于轻率做出指示的原因。”
“我明白了。”冯啸辰应道。他并不是一个政策方面的菜鸟，他深知国家大政方针的敏感性，随随便便的一个政策，都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去改变的。这两三年来的放权的确造成了一些经济上的乱象，但带来的好处却是主要的。通过释放地方、企业以及民营资本的活力，国家经济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趋势，这是主流。如果因为个别部门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要开倒车，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向沈荣儒汇报完，冯啸辰请了假，前往重装办去拜见罗翔飞。他这次出去开会，所接触的几位朋友都是重点装备企业里的干部，他们反映的事情与重装办的工作颇有一些关系，冯啸辰也有义务把这些意见反馈给罗翔飞。
“哟，小冯回来了，怎么样，现在是个大硕士了，有机会多指导指导我们的工作啊。”
冯啸辰一走进重装办的院子，便收获了一堆恭维，刘燕萍、薛暮苍、吴仕灿等等都亲亲热热地向他打着招呼，前不久还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王根基则是一把揽住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看上去很暧昧的熊抱。
应付完这些同事，冯啸辰笑嘻嘻地走进了罗翔飞的办公室。罗翔飞刚才就已经听到动静了，见冯啸辰进门，他笑着站起身，亲自给冯啸辰倒了杯水，又陪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在罗翔飞心目中，冯啸辰依然是他最得力也最有眼光的属下，每一次冯啸辰来访，罗翔飞都是非常高兴的。
“又出去开会了？怎么样，有什么新的见闻吗？”
罗翔飞这样问道。
陈抒涵、杨海帆这些人也许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却是冯啸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胆子大一些，有一点经营头脑，不特别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够成功。而陈抒涵他们，则会在这种锻炼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成为有能力在市场上搏击风雨的商界精英。
春节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战略所84级的硕士生们不再如上学期那样紧张与拘束，各自的导师也分别给他们布置了科研课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种科研课题并不像后世那样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献、做出什么美仑美奂的数学模型，而是针对当前的改革实践，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
1985年的中国，城乡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会上，国家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放权，严格的计划经济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让位于“扩大地方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一时间，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套一句圣人语录，可谓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原来因为担心政策有变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市场，出现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繁荣场面。国有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场，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改革措施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大搞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
冯啸辰道：“没错，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他们发现，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
沈荣儒冷笑道：“也就是说，他们既想要政府保护他们对市场的垄断，又不希望政府插手他们的经营。好处他们都想占，责任则是一点都不想负，这样的企业，怎么能算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呢？”
“不过，也不绝对都是这样吧。”冯啸辰道，“我这次去开会，趁着会议间隙，也去拜访了几位企业里的朋友。他们的企业原本都是部属企业，在去年开始划归地方管理。他们向我反映，划归地方之后，他们与其他部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了影响，没有了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技术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困难。这个问题，我正打算向罗主任那边再求证一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装备工业不能相互割裂，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了。”
沈荣儒点点头，道：“这种情况，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不过我没有具体做过装备工业方面的工作，体会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帮你提交到中央领导那里去。”
“那可太好了。”冯啸辰道，“这个问题，我想经委方面也会向中央汇报的，再加上您这边的学界观点，领导应当会更加重视吧。”
沈荣儒道：“其实，中央一直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上次咱们去北化机调查分馏塔质量事件，你们几个研究生回来之后写的调研报告，中央领导也做出了批示，明确提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仍然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分寸。
咱们国家的事情，往往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现在国家总的政策方向是放权，在这个时候如果过分强调‘全国一盘棋’，很可能又会回到原来那种国家一把抓的局面上去，使此前搞活经济的努力半途而废。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不便于轻率做出指示的原因。”
“我明白了。”冯啸辰应道。他并不是一个政策方面的菜鸟，他深知国家大政方针的敏感性，随随便便的一个政策，都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去改变的。这两三年来的放权的确造成了一些经济上的乱象，但带来的好处却是主要的。通过释放地方、企业以及民营资本的活力，国家经济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趋势，这是主流。如果因为个别部门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要开倒车，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向沈荣儒汇报完，冯啸辰请了假，前往重装办去拜见罗翔飞。他这次出去开会，所接触的几位朋友都是重点装备企业里的干部，他们反映的事情与重装办的工作颇有一些关系，冯啸辰也有义务把这些意见反馈给罗翔飞。
“哟，小冯回来了，怎么样，现在是个大硕士了，有机会多指导指导我们的工作啊。”
冯啸辰一走进重装办的院子，便收获了一堆恭维，刘燕萍、薛暮苍、吴仕灿等等都亲亲热热地向他打着招呼，前不久还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王根基则是一把揽住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看上去很暧昧的熊抱。
应付完这些同事，冯啸辰笑嘻嘻地走进了罗翔飞的办公室。罗翔飞刚才就已经听到动静了，见冯啸辰进门，他笑着站起身，亲自给冯啸辰倒了杯水，又陪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在罗翔飞心目中，冯啸辰依然是他最得力也最有眼光的属下，每一次冯啸辰来访，罗翔飞都是非常高兴的。
“又出去开会了？怎么样，有什么新的见闻吗？”
罗翔飞这样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