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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叶灵。
吴酒一杯春竹叶的叶，天时怼兮威灵怒的灵。
诗集齐了幽静绵远与浩然大气，单看名字却像个玲珑的姑娘。
给我起名字的父母，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文化人。
我的父亲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墨城当地也算个不大不小的角儿，母亲是公安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
父母有着儿女双全的美好愿望，希望二胎是个女孩。据我妈说，怀我的时候各种反应也验证了应该是个女孩。
应该。但不是。
我出生后，他们才发现性别跟预想对不上，于是只好在起名的时候下功夫，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个名字，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可不太好。
那时候对男人，还没有“娘炮”这个形容。身边的同龄男孩老是叫我“小姑娘”，不跟我玩。
幸好，我也不爱跟他们玩。
我很小就跟父亲学唱戏，每天早晨五点和哥哥一起，被父亲从被窝里拎起来，下午放了学，别的孩子写完作业就四处去玩。我不行，还要加晚课。
父亲是典型的严父，而母亲，直到我出狱，她在我的印象里才有了一些存在感。
哦，对了，重要的事，我有前科，曾经被判入狱13年。
入狱的原因是打架斗殴，致人伤残。
至于打架斗殴的原因，其实挺不值一提的，无非被几个坏小子欺负急了的反抗。
那是1998年，古惑仔里的打架斗殴行为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性，是血性，是向这世界挑衅的方式。甚至，帝都青年在后海茬架是一种流行。
当然了，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推脱责任。我只是想更透彻地说明自己当时的心境。
我被几个坏小子欺负了，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
像我这样性格孤僻成绩又不好的孩子，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原本并不稀奇，我已经习惯了。
可进入高三以后，他们辍学了，成了真正社会青年，欺负人的手段自然也就比学校里那套老辣一些。
于是那天我带了刀，我记得很清楚，是一把弹簧水果刀。弹簧不太灵光了，有时候弹不出来，按了按钮，还要用手拽一下刀背边缘，将刀身拉出来。
我用它伤人那天，它就掉链子，没弹出来，以至于我脑袋上差点挨了一闷棍。
幸亏我激灵，一偏脑袋躲了过去，那一下可就结结实实砸在了我的肩膀上。
当时我就觉得一条胳膊脱了臼。
剧痛让我失去理智，我学着电影里人物的样子，满脸狰狞，嘶吼着，用牙齿叼着弹簧刀的刀背，终于将刀身扯了出来。
然后我就逮着带头欺负我的人，狠狠捅了几刀。
那是冬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大家穿得厚极了，棉袄、毛衣、秋衣、背心……我用了很大力气。
那弹簧刀并不长，我很是怀疑，究竟有没有捅到他。
我一直以为他的惊呼不过是吓出来的。
直到第五天警察找上门来。
那混蛋受了伤，回家竟然不说，自己不知从哪儿找来纱布随便缠了几下。
直到四天后，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医院抢救室。
诊断结果是一侧肾脏受伤感染。
他被切除了一个肾。
我不确定是哪一侧的肾，上法庭之前，律师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认错，争取得到对方谅解。
我的确记住了很多信息，诸如他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上头有四个姐姐，他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曾经穷到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程度。
她的四个姐姐还未满18岁便先后出嫁，为了给家里挣得一份彩礼。
他几乎就是靠姐姐们的彩礼养大的。
他受伤后，我的父母几乎拿出所有积蓄赔偿，也数次替我跪下求情。对方收钱的时候很干脆，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一句原谅我的话。
我能理解，真的。
因为就在我入狱的第三年，那个被我捅伤的人就死了。
死于手术后的并发症。
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切除一个肾脏可不是闹着玩的，后续的保养、护理要是跟不上，很容易出问题。
原本，被判十几年，我是不服的，我太倒霉了，正好赶上一轮小严打。对方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让我心理平衡了。
没让我一命抵一命，我应该庆幸。
入狱以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下，我很快学会了不去思考对错。我放下了对那件事的所有情绪，我得向前看。这是监狱生活以及出狱后漫长的适应期教会我的。
我18岁入狱，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
将近而立之年。
我没朋友，只有家人。
很幸运，家人一直没放弃我。
一切都变了，父亲走了，我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工作了，在外地娶妻生子。
能看出来，哥哥还是很在乎我的。
我出狱时，他特地提前请了假，带了老婆孩子回墨城，和母亲一起来监狱接我。
我很感谢哥哥，但也能看出来，我的嫂子忧心忡忡。
她对我这个服过刑的小叔子满是戒备，紧紧地抱着孩子，似乎生怕一个不小心，我就会抢了她的孩子去卖钱。
我出狱的第一顿饭，一家人吃得各怀心事。
我不忍心让大哥为难，趁着吃饭中途他出包厢抽烟的工夫，我们短短地聊了几句。
大哥说帮我联系了工作，我可以随时去他的城市。
是一份在建筑工地实习的工作。
别想歪了，不是搬砖。是去做监理助理，一边干点打杂的活儿，一边考建造相关的证，也算是条出路吧。
但我知道，这事儿嫂子准不同意，即便表面上同意了，心里也存着别扭。
我说让我在家呆几天，我想陪陪妈。
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我俩回到吃饭的包厢时，嫂子和我妈的脸色都不太好，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她们因为我的事儿拌嘴了，或许正是因为说起了我的去留问题。
嫂子狠狠剜了我哥一眼。我至今记得那个眼神。那是我出狱前无数次想象过的眼神。
我是该想想的，我该做好心理准备。
当天吃完饭，我哥一家就急匆匆上了火车往回赶。我和母亲一起回了家。
只有母亲没变。
她还是大学里那个图书管理员。只是比我入狱前多了一副老花镜，许是怕我看了难过，她还特意染黑了头发。
家里当然有些变化，但我印象中的那些老物件都还在。
皮沙发，皮子面儿已经破损，露出了里面的海绵，母亲便拿一张小毯子盖在沙发上。
玻璃茶几，放在墙角的三角形的电视柜……好像熟悉的老朋友在跟我打招呼。
那一瞬间，我热泪盈眶。
在听到母亲说的那句话后，我放声大哭。
母亲说：“儿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咱们娘俩儿相依为命。”
我已经很久没哭过了。
监狱里的生活当然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但既然进去了，期待值总会放得无限低，即便挨了欺负，忍忍总能过去，再说，我是因为故意伤害进去的。如果按照犯人们不敢招惹的程度给罪名排个序，我这罪名次于杀人和贩毒，能排进前三。在监狱里，我还真没怎么挨过欺负。
所以，我真的很久没哭过了。
直到眼泪像两条毛毛虫，爬上我的脸，爬得我脸颊奇痒无比，我才意识到我哭了。
那天晚上，我是闻着被单上茉莉花味道的洗衣粉留下的香味睡着的，我睡得并不太踏实，我梦到了小时候，我走丢了，怎么都找不到我妈。我还梦到一座坟，碑上刻着我爸和我妈的名字。
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夜是那么静，老房子的隔音效果又不太好。我听到另一间卧室里我妈翻身的声音。
她也没睡，不知是因为我回来而开心，还是在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给她做了早饭，还有中饭和晚饭，一连一个礼拜。
我只会做饭——我在监狱的伙房干过，多少有点颠勺儿的手艺。我亏钱我妈太多了，却只能以这个方式报答她。
我跟社会脱节了，什么手机啊网络啊，我都不会。
除了有把子力气，我一无是处。
我试着在报纸的招聘信息上找工作，可那上面要么让我交押金，看着就像骗子，要么就是一听说我服过刑，连面试机会都不给。
说来惭愧，还是我妈帮了我。
有一天她下班回来，跟我商量，说是认识承包学校食堂的老板，那老板人不错，愿意给我个机会试试，给学生做大锅饭。
我正好擅长干那个。
这工作在许多人看来都有那么点“低贱”“卑微”的意思——我觉得是。
但对我来说，简直是老天爷眷顾。
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我给我妈买了一个几百块钱的肩颈按摩器，我妈可喜欢了，每天下班了都用。
我知道工作机会来之不易，就拼命工作。下班的时候，别人都走了，我总是留下整理东西，定期清洗料理台，清洗地面。
我干了这些，老板都看在眼里，别的大厨一个月1800，我有2000。
后来他又把我提拔成总管——就叫总管吧，我们也没讲究过称呼。什么采购肉、菜啦……反正吧，大小事务，只要我看在眼里的，都能管，都能干。我们老板也乐得清闲。
后来学校扩建，又加了一处食堂。我跟我妈一商量，给校领导送了些礼，就把那食堂承包下来了。
这摊活儿我已经轻车熟路，可光我自己肯定不行，厨子、帮工都得现找。
上哪儿找去呢？
我想起了以前的狱友。
有两个人挺仗义的，跟我一起在监狱伙房干过，我算着日子，他们应该就在前不久前后脚出狱的。
我出狱前跟他们相互留了家庭地址，顺着地址，我找到了他俩。
一个找工作成天碰壁，跟我刚开始的时候一样，一个给自家姐姐的服装店打工，一个大老爷们儿，去卖女装，别扭，姐夫还老给他脸色看。
我跟他们说了食堂的事儿，工资给到2500。那年头，炒菜师傅2500的工资算是比较高的了。
他们二话没说，当天就去食堂帮我置办、归置东西了。通过他俩，又介绍了两名会做拉面和粉的前科人员。
这么说吧，我那个食堂，几乎承包了墨城一看——就是第一看守所从伙房出狱的所有人。
当然了，我也要看人品，总的来说，能来食堂工作的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我怕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大家知道这个工作环境来之不易，介绍起人来，都很谨慎。
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出过什么事儿。
好日子来了，是真来了。不说别的，我这些年的的确确赚了些钱。
我添了一辆车，跟母亲住在一起，就一直没买房。
我还出钱送我哥的孩子进了他们那儿最贵的私立学校。我哥专程赶来接我出狱，这个恩我不会忘。嫂子那样对我，我也不会记恨她。
她只是被吓住了。其实嫂子是个挺好的人，了解以后她对我不错，一直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来着。
对了，得说说我跟吴端的认识。现在应该叫他吴队了吧？他来学校做演讲的时候，肩章上好几个星和杠，好威风。他还带同事来我食堂吃过饭，我说不要他钱，他硬塞了好几十。
他吃什么长大的？毕业也有几年了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还是学生模样。
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成绩好，只觉得这小子白白净净的，可不像当警察的糙汉子。我还经常看到餐厅里有女学生给他暗送秋波……哈哈，是这么说的吧？
这样的学生每一届都有，我也不觉得有多稀奇。
大学里的学生嘛，就跟韭菜似的，每年都要割掉一茬，再长出来一茬。
直到那天，我开车出去办事，大中午，看见他在马路上跟三个人近身肉搏。
我确定，我见过他那张脸，他在我餐厅里吃过饭。
那三个人手里有刀，而他是赤手空拳。眼看胳膊上已经挨了两刀，血流如注。
我一咬牙，开车撞了过去。
我叫叶灵。
吴酒一杯春竹叶的叶，天时怼兮威灵怒的灵。
诗集齐了幽静绵远与浩然大气，单看名字却像个玲珑的姑娘。
给我起名字的父母，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文化人。
我的父亲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墨城当地也算个不大不小的角儿，母亲是公安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
父母有着儿女双全的美好愿望，希望二胎是个女孩。据我妈说，怀我的时候各种反应也验证了应该是个女孩。
应该。但不是。
我出生后，他们才发现性别跟预想对不上，于是只好在起名的时候下功夫，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个名字，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可不太好。
那时候对男人，还没有“娘炮”这个形容。身边的同龄男孩老是叫我“小姑娘”，不跟我玩。
幸好，我也不爱跟他们玩。
我很小就跟父亲学唱戏，每天早晨五点和哥哥一起，被父亲从被窝里拎起来，下午放了学，别的孩子写完作业就四处去玩。我不行，还要加晚课。
父亲是典型的严父，而母亲，直到我出狱，她在我的印象里才有了一些存在感。
哦，对了，重要的事，我有前科，曾经被判入狱13年。
入狱的原因是打架斗殴，致人伤残。
至于打架斗殴的原因，其实挺不值一提的，无非被几个坏小子欺负急了的反抗。
那是1998年，古惑仔里的打架斗殴行为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性，是血性，是向这世界挑衅的方式。甚至，帝都青年在后海茬架是一种流行。
当然了，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推脱责任。我只是想更透彻地说明自己当时的心境。
我被几个坏小子欺负了，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
像我这样性格孤僻成绩又不好的孩子，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原本并不稀奇，我已经习惯了。
可进入高三以后，他们辍学了，成了真正社会青年，欺负人的手段自然也就比学校里那套老辣一些。
于是那天我带了刀，我记得很清楚，是一把弹簧水果刀。弹簧不太灵光了，有时候弹不出来，按了按钮，还要用手拽一下刀背边缘，将刀身拉出来。
我用它伤人那天，它就掉链子，没弹出来，以至于我脑袋上差点挨了一闷棍。
幸亏我激灵，一偏脑袋躲了过去，那一下可就结结实实砸在了我的肩膀上。
当时我就觉得一条胳膊脱了臼。
剧痛让我失去理智，我学着电影里人物的样子，满脸狰狞，嘶吼着，用牙齿叼着弹簧刀的刀背，终于将刀身扯了出来。
然后我就逮着带头欺负我的人，狠狠捅了几刀。
那是冬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大家穿得厚极了，棉袄、毛衣、秋衣、背心……我用了很大力气。
那弹簧刀并不长，我很是怀疑，究竟有没有捅到他。
我一直以为他的惊呼不过是吓出来的。
直到第五天警察找上门来。
那混蛋受了伤，回家竟然不说，自己不知从哪儿找来纱布随便缠了几下。
直到四天后，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医院抢救室。
诊断结果是一侧肾脏受伤感染。
他被切除了一个肾。
我不确定是哪一侧的肾，上法庭之前，律师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认错，争取得到对方谅解。
我的确记住了很多信息，诸如他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上头有四个姐姐，他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曾经穷到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程度。
她的四个姐姐还未满18岁便先后出嫁，为了给家里挣得一份彩礼。
他几乎就是靠姐姐们的彩礼养大的。
他受伤后，我的父母几乎拿出所有积蓄赔偿，也数次替我跪下求情。对方收钱的时候很干脆，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一句原谅我的话。
我能理解，真的。
因为就在我入狱的第三年，那个被我捅伤的人就死了。
死于手术后的并发症。
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切除一个肾脏可不是闹着玩的，后续的保养、护理要是跟不上，很容易出问题。
原本，被判十几年，我是不服的，我太倒霉了，正好赶上一轮小严打。对方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让我心理平衡了。
没让我一命抵一命，我应该庆幸。
入狱以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下，我很快学会了不去思考对错。我放下了对那件事的所有情绪，我得向前看。这是监狱生活以及出狱后漫长的适应期教会我的。
我18岁入狱，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
将近而立之年。
我没朋友，只有家人。
很幸运，家人一直没放弃我。
一切都变了，父亲走了，我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工作了，在外地娶妻生子。
能看出来，哥哥还是很在乎我的。
我出狱时，他特地提前请了假，带了老婆孩子回墨城，和母亲一起来监狱接我。
我很感谢哥哥，但也能看出来，我的嫂子忧心忡忡。
她对我这个服过刑的小叔子满是戒备，紧紧地抱着孩子，似乎生怕一个不小心，我就会抢了她的孩子去卖钱。
我出狱的第一顿饭，一家人吃得各怀心事。
我不忍心让大哥为难，趁着吃饭中途他出包厢抽烟的工夫，我们短短地聊了几句。
大哥说帮我联系了工作，我可以随时去他的城市。
是一份在建筑工地实习的工作。
别想歪了，不是搬砖。是去做监理助理，一边干点打杂的活儿，一边考建造相关的证，也算是条出路吧。
但我知道，这事儿嫂子准不同意，即便表面上同意了，心里也存着别扭。
我说让我在家呆几天，我想陪陪妈。
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我俩回到吃饭的包厢时，嫂子和我妈的脸色都不太好，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她们因为我的事儿拌嘴了，或许正是因为说起了我的去留问题。
嫂子狠狠剜了我哥一眼。我至今记得那个眼神。那是我出狱前无数次想象过的眼神。
我是该想想的，我该做好心理准备。
当天吃完饭，我哥一家就急匆匆上了火车往回赶。我和母亲一起回了家。
只有母亲没变。
她还是大学里那个图书管理员。只是比我入狱前多了一副老花镜，许是怕我看了难过，她还特意染黑了头发。
家里当然有些变化，但我印象中的那些老物件都还在。
皮沙发，皮子面儿已经破损，露出了里面的海绵，母亲便拿一张小毯子盖在沙发上。
玻璃茶几，放在墙角的三角形的电视柜……好像熟悉的老朋友在跟我打招呼。
那一瞬间，我热泪盈眶。
在听到母亲说的那句话后，我放声大哭。
母亲说：“儿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咱们娘俩儿相依为命。”
我已经很久没哭过了。
监狱里的生活当然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但既然进去了，期待值总会放得无限低，即便挨了欺负，忍忍总能过去，再说，我是因为故意伤害进去的。如果按照犯人们不敢招惹的程度给罪名排个序，我这罪名次于杀人和贩毒，能排进前三。在监狱里，我还真没怎么挨过欺负。
所以，我真的很久没哭过了。
直到眼泪像两条毛毛虫，爬上我的脸，爬得我脸颊奇痒无比，我才意识到我哭了。
那天晚上，我是闻着被单上茉莉花味道的洗衣粉留下的香味睡着的，我睡得并不太踏实，我梦到了小时候，我走丢了，怎么都找不到我妈。我还梦到一座坟，碑上刻着我爸和我妈的名字。
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夜是那么静，老房子的隔音效果又不太好。我听到另一间卧室里我妈翻身的声音。
她也没睡，不知是因为我回来而开心，还是在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给她做了早饭，还有中饭和晚饭，一连一个礼拜。
我只会做饭——我在监狱的伙房干过，多少有点颠勺儿的手艺。我亏钱我妈太多了，却只能以这个方式报答她。
我跟社会脱节了，什么手机啊网络啊，我都不会。
除了有把子力气，我一无是处。
我试着在报纸的招聘信息上找工作，可那上面要么让我交押金，看着就像骗子，要么就是一听说我服过刑，连面试机会都不给。
说来惭愧，还是我妈帮了我。
有一天她下班回来，跟我商量，说是认识承包学校食堂的老板，那老板人不错，愿意给我个机会试试，给学生做大锅饭。
我正好擅长干那个。
这工作在许多人看来都有那么点“低贱”“卑微”的意思——我觉得是。
但对我来说，简直是老天爷眷顾。
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我给我妈买了一个几百块钱的肩颈按摩器，我妈可喜欢了，每天下班了都用。
我知道工作机会来之不易，就拼命工作。下班的时候，别人都走了，我总是留下整理东西，定期清洗料理台，清洗地面。
我干了这些，老板都看在眼里，别的大厨一个月1800，我有2000。
后来他又把我提拔成总管——就叫总管吧，我们也没讲究过称呼。什么采购肉、菜啦……反正吧，大小事务，只要我看在眼里的，都能管，都能干。我们老板也乐得清闲。
后来学校扩建，又加了一处食堂。我跟我妈一商量，给校领导送了些礼，就把那食堂承包下来了。
这摊活儿我已经轻车熟路，可光我自己肯定不行，厨子、帮工都得现找。
上哪儿找去呢？
我想起了以前的狱友。
有两个人挺仗义的，跟我一起在监狱伙房干过，我算着日子，他们应该就在前不久前后脚出狱的。
我出狱前跟他们相互留了家庭地址，顺着地址，我找到了他俩。
一个找工作成天碰壁，跟我刚开始的时候一样，一个给自家姐姐的服装店打工，一个大老爷们儿，去卖女装，别扭，姐夫还老给他脸色看。
我跟他们说了食堂的事儿，工资给到2500。那年头，炒菜师傅2500的工资算是比较高的了。
他们二话没说，当天就去食堂帮我置办、归置东西了。通过他俩，又介绍了两名会做拉面和粉的前科人员。
这么说吧，我那个食堂，几乎承包了墨城一看——就是第一看守所从伙房出狱的所有人。
当然了，我也要看人品，总的来说，能来食堂工作的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我怕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大家知道这个工作环境来之不易，介绍起人来，都很谨慎。
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出过什么事儿。
好日子来了，是真来了。不说别的，我这些年的的确确赚了些钱。
我添了一辆车，跟母亲住在一起，就一直没买房。
我还出钱送我哥的孩子进了他们那儿最贵的私立学校。我哥专程赶来接我出狱，这个恩我不会忘。嫂子那样对我，我也不会记恨她。
她只是被吓住了。其实嫂子是个挺好的人，了解以后她对我不错，一直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来着。
对了，得说说我跟吴端的认识。现在应该叫他吴队了吧？他来学校做演讲的时候，肩章上好几个星和杠，好威风。他还带同事来我食堂吃过饭，我说不要他钱，他硬塞了好几十。
他吃什么长大的？毕业也有几年了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还是学生模样。
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成绩好，只觉得这小子白白净净的，可不像当警察的糙汉子。我还经常看到餐厅里有女学生给他暗送秋波……哈哈，是这么说的吧？
这样的学生每一届都有，我也不觉得有多稀奇。
大学里的学生嘛，就跟韭菜似的，每年都要割掉一茬，再长出来一茬。
直到那天，我开车出去办事，大中午，看见他在马路上跟三个人近身肉搏。
我确定，我见过他那张脸，他在我餐厅里吃过饭。
那三个人手里有刀，而他是赤手空拳。眼看胳膊上已经挨了两刀，血流如注。
我一咬牙，开车撞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