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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倪方六

    近日,这条消息引起了不少女性的注意:在北\京新公厕标准中,拟将男女厕位比例将从现有的1:1,改为1:2左右,计划于2013年实施。北\京此举算是破天荒,在中国厕所史上,古代也很重视公共厕所的建设。公厕何时分出男厕女厕的?

    早期公厕多建在道路旁

    ——先秦民厕“垣高十二尺以上”

    不必讳言,厕所与食堂一样,是人们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厕,清也。”意思是,厕所是清除污物的地方。厕所有公厕和私厕之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最先出现的应该是公厕,而非私厕。公厕,又叫官厕,中国最早的一种公厕,是建于道路旁边的厕所,即所谓“路厕”。

    《周礼·天官》中有这样的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宫人专门负责给周王打扫房间卫生,建厕所,清除不洁之物,消除臭气。

    所谓“匽”,就是古代的厕所,它又称“偃”。依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匽,就是路厕。清代学者王念孙则认为,“井匽”是隐蔽的厕所。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即便建在路边的厕所,也是讲究隐蔽的,最简单要有一道围墙做拦挡屏障,不然有伤风化,成何体统?

    先秦时代的公厕有具体的选址和建筑标准。《墨子·旗帜》中称,“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所谓“屏”,就是围墙作厕;“溷”,则是古人对厕所的另一种叫法。

    墨子生活年代的公厕,应该是一种标准化厕所,规格统一:围墙周长“三十步”,越过了40米;高一丈,超过了3米。这是供军人使用的厕所,如果是民厕,围墙增高,达一丈二,越过了7米。厕所有这么高的围墙,想偷窥是很困难的,可见中国古人很有心,充分考虑到了**保护。

    从“民溷”一说中还可知道,古代厕所除了建在路边,还流行建在猪圈附近。“溷”,即猪圈旁边的厕所,这种厕所选址理念古今通用。《汉书·刘旦传》记载,燕剌王刘旦在谋夺皇位失败前,从家里厕所中跑出了一大群猪,被视为“凶兆”,凶兆背后反映的,是厕所与猪圈建在一起的社会风俗。

    汉代已有水冲式座厕所

    ——“颇与今日之洋茅厕相类”

    《墨子》中所记,仅是古代一个时期厕所外部规划情况,对于内部设计、粪坑形状等信息,并没有交代。从史料上看,周代时的厕所内已设漏井,秽物可自然落下池内,近代学者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厕溷》就此认为,周代的厕所“颇与今日之洋茅厕相类”。

    这个说法有稽可查,并非虚言。西汉司马迁《史记·万石君传》(卷一百零三)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初大臣万石君之子石建,当官后,每次休假回家看望老父亲,必先去佣人的房间询问父亲的情况,并“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涤”。

    这里的“厕牏”,系一种将木头中间凿空,以盛粪便的亵器,其具体结构和功能与与现代马桶类似。石建亲自给老父亲洗内衣,涮马桶,而不让仆人动手,可见他是一种大孝子。

    现代考古已发现了不少古代厕所。在河\南商\丘芒\砀\山梁孝王刘武墓中,便发现了一处卫生间,房间里有一套完整的石质座便器,可以用水冲洗。此厕距离2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冲式厕所。

    2009年,笔者曾顺便前往芒砀山,考察了梁孝王墓。看到,在座便器的正后方墙上,还凿出了一条冲厕的水管,蹲位旁边还有石质扶手,设计相当人性化。后来,在满城陵山中山王墓中、徐州狮子山、驼篮山楚王墓等个已发掘汉墓中,笔者均看到了“厕所”,只是豪华程度不等。值得注意的是,厕所旁边往往还有配套的“浴室”,显示出时人先进而又科学的卫生观念。

    梁孝王墓中的厕所,应该属于私厕一类,相当于今有钱人家的高档卫生间。古代普通厕所应该不是这样,从史料上看,一般是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筑墙围成厕,俗称“茅厕”、“茅房”。《左传·成公十年》中有这样的记述,晋侯“将食,张,如厕,陷而卒”,晋侯即晋景公,他在吃饭前觉得肚子涨,上厕所,结果一不小心掉进粪坑里,淹死了,可见粪坑之深。

    西晋豪厕被误为主人卧室

    ——明高级厕所“不闻有秽气也”

    发展到后来,厕所越来越讲究,出现了不少豪华厕所。如在晋代,一些贵族家的厕所简直就别墅,现代五星级厕所也没有那样讲究。据《晋书·刘寔传》记载,西晋超级富翁石崇家的厕所,便是超级豪厕,装璜考究,“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如厕者方便后,还要换上新衣服。刘寔是当时的朝中重臣,他都没上过这样的厕所,误以为进入了石崇的卧室。刘寔不习惯,最后找普通厕所方便。

    东晋大将军王敦,当年第一次上妻子武阳公主(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家厕所,还因为太豪华讲究,而闹了大笑话,被南朝刘义庆收录于《世说新语》“纰漏”卷中。当时厕所内放着干枣,这是用来塞鼻子的,王敦以为是供如厕食用的,结果将枣子全吃了。出厕所后,婢女端来洗手的肥皂水,结果他当茶水一饮而尽。

    石崇、武阳公主家的厕所属于私厕,豪华公厕在古代也有。明末清初佚名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主人穆太公盖的厕所,便可以说是一种乡村豪厕。

    穆太公是浙\江湖\州乌\程\县的农民,在家里建了三间厕所,里里外外粉刷装璜一新,比乡人的卧室还干净、舒适。又请人题诗作画,张贴于厕壁上,“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凡来上厕所的,还可免费得到手纸。

    穆太公建的公厕很高级,服务又好,久而久之,打出了“新坑穆家”厕所品牌,不少女士也想上这样的厕所,询问有无女厕。为满足需求,穆太公又盖了一间女厕所。穆太公建这么好的厕所,原来仅为收集粪便,他看准了“厕所经济”,靠卖大粪发了大财。

    虽然“新坑穆家”是小说描写,但并没有脱离现实。在明代,穆太公家的厕所其实并不算什么,还有更高级的高档厕所。明人顾元庆《云林遗事》便介绍过这种厕所:“其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

    汉代厕所已经分男女

    ——明军营约50人“开厕坑一个”

    古代厕所,在很多时候男女共用,只讲“先来后到”,这种情况在现代也存在。但男女毕竟有别,特别是公厕,如果男女共用,显然是很不方便的,更谈不上**保护。随时人类文明的进步,自然而然,厕所便有了男女之分。

    厕所具体何时候分出男女的,史料上并没有明文记载。从现代考古出土物来推断,至迟在汉代,厕所已分男女。

    在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从一墓中曾出土了一件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明器“绿釉陶厕”,这座陶厕有房顶,从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门。厕所蝒有墙分隔,门外亦有一道短墙,将左右隔开,区分出男厕与女厕。

    除男厕女厕连体设计外,考古中还发现一种隔开式设计,即男厕与女厕之间隔开。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汉代陶厕便是这种设计,厕所与猪圈建在一块,猪圈两边各建一个厕所,分析便是男厕与女厕。这样设计的好处,一是可减少误入,二是可避免男女同时如厕会面时的尴尬,比绿釉陶厕两门紧靠一起的并列设计要合理。

    但男女厕位比例上,古代女厕位不会多于男厕位,不言而喻,这是古代女性外出活动少,社会活跃程度低的反映。现在北\京\市\计\划男女厕位按1:2来设计,便折射出相反的时代风貌,女性的社会角色已“翻身”了。

    对厕所数量,古人依人口比例来考虑,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里,便透出这种规划理念。其卷七中,是这样规定军厕数量的:“每马军一旗(每旗辖三到五个队,每队11人),每车兵二车(每车24人),各开厕坑一个,于本地方。”即在戚家军营内,生50人左右建一厕所。

    汉代出现“厕所管理员”

    ——清代出现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一钱”

    既然有公厕,就需要管理者,即俗话说的“看厕所”,特别是在城市,厕所卫生事关整个城市环境。

    《周礼》中出现的“宫人”,其实就是厕所管理员。传说中最早一位有名有姓“看厕所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太平广记·神仙》(卷八)“刘安”条转引《神仙传》称,刘安死后升天途中,遇到天仙时犯了“大不敬”,结果被告到天帝那里。本来应该赶出仙境的,后经八公说情,“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给天庭看了三年厕所后,刘安才成了长生不老的仙人。

    显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刘安死后是不可能看厕所的,但却反映了古代厕所有专人管理的事实。

    在清代,公厕管理有了新的变化,出现收费厕所。这与现在北\京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比例一样,在当年也算是一桩新鲜事。

    《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交多少钱呢?“入者必酬一钱”。交钱才可入内,并可拿到两片手纸。“一钱”,即一文钱,在当年的苏北,25文可以买到一斤鲜鱼,可见那时北京厕所收费还是贵的。

    因为有利可图,社会上出现了私人开公厕的现象。为了揽“生意”,增加营业收入,厕主往往还会做广告,在厕外张贴大幅吸引人的布画,竖一大广告牌,上书“洁净毛房”这类字样。厕所里面还会摆上小说等书籍,供如厕者阅读,争取“回头客”。

    厕所收费,是通过经济手段管理公厕的一种方式。但厕所收费也有负作用,不少人干脆不上厕所了,“人都当道中便溺”,以致过去的北\京\城卫\生很糟糕,连打进来的八国联军都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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