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平坐在办公室里,一本接一本的批改着作业,表情认真而严肃。

    不像是后世的大学,刚刚恢复高考的大学,教育环境是严苛中带着温情的。

    每名学生每天都要上四节乃至六节课,一周六天甚至六天班,就要上30节,大约十五堂课,而这十五堂课,几乎堂堂都有作业布置。

    对学生来说,每天两三堂课的作业,自然不免要努力到深夜,也因此戏称凌晨三点睡觉,早晨九点起床的是“九三学社”。

    这样的学习要求,自然是相当严苛的。

    然而,学生要做作业,老师自然要批改,而且,不止是普通的讲师助教要批改,副教授乃至于教授也要批改,且往往不会假他人之手。

    五六十岁的老教授,甚至是两院院士,亲自批改大学生初学者狗屁不通的文章的大有人在,这即是80年代大学温情的一面。

    按道理说,大学生的作业,谁批改不是批改,然而,中国向来有大师冶学的传统,赋闲在家的学问家教授蒙学的不在少数,且常有出色的弟子脱颖而出。

    80年代也是如此,无数大学生得益于此。

    但是,有人得到就会有人付出。

    一堂课少则二三十人,多则百八十人的作业,即使一周上两堂课,也是堪称沉重的教学任务。

    哪怕是一人一篇文章,一百人的文章看下来,也差不多有想死的冲动了。

    到高校扩招以后,高校的作业也就几近于无了。

    不过,80年代的大学,依然保持着这种良好做法,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学以致用,但点满基础知识树还是没问题的。

    像是许正平这样的副教授,虽然教学任务之外还有沉重的科研工作,虽然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要坐四个人,虽然每天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紧张,但批改起作业来,还是聚精会神,认真非常。

    不时的,还有学生来办公室里问问题,许正平一周三天坐班,来问的学生很多。

    这也和他的水平有关,因为对问题解释的清楚,有些外班的学生也来问许正平问题,他都是一视同仁,并不觉得浪费时间。

    当然,如果问题太没有水平,许正平也会用简单的单句回答让人下不来台。

    既然无心学术,那就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大学名额,许正平一直是这样想的,只是很少说出来罢了。

    只是今天,许正平有些心不在焉。

    就在昨天,杨锐将准备好的项目说明交给了他,明言会在接下来几天开启新项目,许正平将信将疑。

    现在回想起来,许正平却是有点希望杨锐真能做到这一点。

    “请问,哪位是许教授,许正平教授?”又是一名学生敲了敲门。

    “我是。你是哪个班的?”许正平没有抬头,先将正在批的作业弄完了。

    学生乖乖的等着,待许正平的工作完成了,笑道:“我是贺全贵,咱们见过,我在唐教授实验室里帮忙,我是来给杨锐送文件的。”

    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清清楚楚。

    许正平却像是没听清楚似的问:“送什么文件?”

    “新项目的相关资料,给您放哪里?”

    “就放桌子上吧。”

    “恐怕有点放不下。”贺全贵说了一声,跑了出去。

    一会儿,贺全贵和另外三名同学,搬着四个大箱子进门了。

    “放这里!”贺全贵先将箱子放在许正平桌子上,另外三名学生赶紧跟上。

    箱子落桌发出“咚”的声音,四个大男生也是开始大喘气。

    “这些都是资料?”许正平站了起来。

    “不光这些,还有四个箱子,我们这就搬。”贺全贵说着就出门去了。

    八个大箱子,一张桌子自然是摆不下的。

    最后,许正平还是让他们将之堆在了自己的椅子后面。

    “全是资料?”许正平看过的资料不少,但像是杨锐这样子搞的,他还没见过。

    最起码,其他人不会浪费这么多复印纸和打印纸。

    贺全贵去过华锐实验室,知道杨锐做事的风格,笑笑道:“全是资料,有的是期刊,有的是复印和打印出来的,您一会儿有空了,麻烦给杨锐打个电话,具体他有说明。”

    许正平缓缓打开箱子,里面果然满满的都是书籍、期刊和复印件。

    “这也太浪费了吧。”同办公室的另一名副教授过来,捻起一本装订出来的复印件看,虽然是双面复印的,但白花花的纸就用一次,还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电话打到唐教授的实验室?”许正平顾不上看这些资料了,先在办公桌的本子上找分机号。

    贺全贵点头说是,就在旁边等。

    电话一会儿就通了,许正平听见杨锐的声音就问:“你这些资料,给我几天时间看?”

    “资料就是给您参考的,您觉得什么时候看好了,什么时候就开始,项目组的话,我五天内能组织好,这次的项目比上次的费事些,还要和东京大学联系,您多费神。”因为是内线的缘故,杨锐的声音颇为清晰。

    许正平看着八个大箱子,沉默片刻,咬牙道:“我五天内看完它们。”

    “好,那咱们就先计划着下周开始项目,您悠着点,咱们还有别的项目呢。”杨锐说着笑了一声。

    许正平没笑,哼哼两声,道:“你要是能计划出下一个项目,我熬了油也能做出来。”

    做完一个项目接下来做另一个项目,这种故事听起来挺顺溜挺正常的,身在局中的人才知道有多难。

    用所有人都熟悉的例子,做项目就像是准备考试,而且是边学边考的模式。一个项目做完了,接下来就做另一个项目,就等于是开学第一天上课就开考,然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考一门,一门考完了再考另一门。

    不断透支的精力和体力是一回事,考试之前的学习和准备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像杨锐给许正平准备的新项目,开始之前,许正平作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首先得了解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八个大箱子,几百万字的资料,那是上百名研究者的智力成果,要是不看别人的研究,难道自己用一辈子重新研究一遍?

    这些资料阅读起来,虽然不至于像课本一样生涩,但里面的新东西一样不少。

    正常来说,为了筹备一个项目,提前一两个月阅读资料都算是少的。

    许正平说是五天阅读完成,那是吐血大甩卖,也是太过于兴奋了。

    而且,杨锐完成了主要工作,对他也是一个刺激。

    杨锐身为项目负责人,之所以占着通讯作者的位置,还能拿走一个并列第一作者,就是因为他肩负着最大的责任,寻找研究方向。

    用局外人的思维模式,找一个项目似乎是很容易的。的确,高大上的项目是很多的,登陆火星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又有价值又有意义的项目,然而,这样的项目对于杨锐等人,却没有实际联系。

    正常的科研,就是一点点的蹭出来的。

    好像研究三角形,先要研究特殊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然后再研究相对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接着是另类特殊的正三角形,以及相对特殊的等腰三角形……谁要是上头就想证明莫利定理,这是个人选择,玩一辈子都可以,但是,如果连等腰直角三角形都没研究出来,莫利定理的美妙与证明困难也就无从说起了。

    当然,知道研究三角形,知道要研究等边直角三角形还是幸福的,最最正常的科研,是连研究什么都不知道。

    天底下是有很多值得和需要研究的东西,但是,登陆火星这种不算的话,剩下的就不多了。

    很多研究者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而在没有项目的时候,好点子也许会像井喷一样蹦出来。

    然而,臆想的“好”是不是真的好,还需要再验证。

    如果是在21世纪,搜索文献资料库还是比较简单的,结果通常也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说,99的好点子,要么被人做过了,要么发现不能做。

    不能做的原因是千奇百怪的,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这个点子是馊的;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我他娘的做了个类似实验花了10万;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这一套实验难的能传染痛经……

    偶尔,也会有一些好点子被证明是真的好。

    比如说pcr的创始人穆里斯同学,他设想的用聚合酶链反应,被许多同事认为,肯定做不出结果,否则前人肯定做出来了。

    结果,确实做得出结果,而且前人真没做过。

    于是,穆里斯拿到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

    倒霉的人也不是没有。虐了大学生千百遍的拉格朗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也就是普通中国学生读大一的那一年,用牛顿二项式定理,解决了两函数乘积的高阶微商的问题,还用拉丁文写成论文,寄给了欧拉。

    不久后,拉格朗日同学得到了回复:你所做的研究,已经在半个世纪前,被莱布尼兹完成了,让你写论文之前不查资料,白瞎了吧。

    所以,拉格朗日在18岁的时候,与18岁的中国大学生有一桩事是相同的,他们都曾面朝天空,高声疾呼:去你娘的莱布尼茨!

    许正平不想骂娘,所以他每次开启项目,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资料。

    现在,这项工作竟然被杨锐完成了,给许正平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不是一星半点。

    虽然实验室老板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但杨锐是否能做好,许正平还是略有疑惑的。

    “就从资料里找答案吧。”许正平俯视着八个大箱子,也是干劲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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