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是个很严谨的日本人。
这从他的论文，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说起来简单，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堪称细心谨慎。
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最基础的就是严谨，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
遇到这种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
作为东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负，才能坐上这个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但也并不固定。
直到第二周，加藤送来一封电报，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
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一来二去，加藤发电报的频率，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
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不是刘院长，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
另一方面，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
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
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
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但实际上，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
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帮助也着实不少。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由东大购买，再转过来，就简单的多了。
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东大教授的地位，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c的论文，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
这时候，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
杨锐没什么表示，刘院长简直是欣喜若狂。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刘院长一天三遍的在杨锐身边转，笑的像是圣诞节的火鸡似的。
“我们身处两地，合作也只能做前期合作，没什么意义。”杨锐勉力解释。
刘院长一脸沉痛的道：“那不是最好吗？你管它前期合作，后期合作，合作了，这就可以拿出来宣传了。你想想看，中日合作的实验室。”
“我的实验室才不挂这样的牌子呢。”杨锐撇撇嘴。
“那就想宣传的时候这么宣传，不想宣传的时候，随他去。”刘院长一副开明人士的姿态。
杨锐沉思片刻，道：“和他准备一个实验的前期工作也没什么，要适合宣传，您就宣传。不过……”
刘院长正听的抓耳挠腮，被一个不过打断了，急道：“不过什么？”
“我和他不认识，也不想给他做贡献，署名权方面，我希望您能帮我争取一下。”
“我？”
“以北大的名义，您不是想搞这个北大和东大的联合吗？署名也应该联合起来，并列第一作者至少吧。北大唐集中实验室杨锐吧，以这个名义，争取的到并列第一作者，我就参与，争取不到，我还是做自己的。”
“只参与前期准备就拿一个并列第一作者？”刘院长顿时为难了起来。
“主要参与实验的前期准备，后期也是可以参与咨询的呗。”杨锐将问题留给刘院长，自个回去了。
刘院长无可奈何，只好单方面联络东大方面，以学校的名义沟通。
按道理来说，杨锐的要求是高于标准的，除非他的知名度很高，是大犇级的人物，否则，像是东大教授这样地位的研究者，完全没必要将自己的署名权丢出来。
也只有高一级的学校谈合作，才会释放一个高顺位的署名权。
然而，学校间的合作，即使是临时合作，又哪有容易的，尤其是跨国的学校间合作，比两个人自己研究麻烦十倍百倍。
但杨锐坚持，刘院长就没办法了。
大学就是这样子，有能力的学者，虽然没有行政权力，权力却胜似行政干部。当然，能力是必须要表现出来的，在80年代的大学，最凸显能力的首先就是经费，其次是声望。
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所，自从科研改革以后，就全是靠着学者们申请的项目基金活着了，可以说，包括刘院长的奖金在内，都来自于一重重的项目奖金。
在这一点上，杨锐已初显实力，蔡教授给的60万元，只相当于内部的签字费，接下来的项目，则被众人期待已久。
发表过cell的学者申请国家级基金，又是北大人，大家关心的只是能批下来多少的问题。
而在声望方面，杨锐固然是比老教授们逊色，但也是韧性十足。
除此以外，刘院长最怕的是杨锐离开。
哪怕是在人员流动近乎凝固的时代，高端学者的流动也是不受限制的。
普通的小讲师小助教，自然是谈不上流动的，他们就像是医院里的住院医师一样，经验未满，水平不足，到哪里都要耗费资源来学习，谈不上价值。
但是，有水平的副教授，特别是有水平又年富力强的副教授以上的学者，那就是全国各地任我行了。
若是带上几十万几百万的项目，要学校领导倒履相迎都没问题。
其实，就是30年后，一年30岁的副教授带上130万的项目，顶级大学以下也都是随便去了。
如刘院长这样的行政干部，对待这样的学者，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字：哄！
杨锐尚未毕业，连个职称都没有，要去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确实难了一些，否则，北大现在就能给他待遇。但是，国外大学的待遇就不一定了。
同样是做学生，就杨锐的这一篇cell，去哈弗申请一个全奖留学，根本算不上事。
在刘院长看来，如杨锐这么聪明的学生，依旧留在北大，除了感情因素，就是因为北大能够提供更多的特权。
去哈弗，杨锐固然可以旷课不写作业，但招募学生直接做研究，还是有种种障碍的。
刘院长对如何哄学者还是有心得的，加上北大东大的合作也是他所期待的，工作量再大，也只能默默承受。
……
这从他的论文，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说起来简单，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堪称细心谨慎。
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最基础的就是严谨，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
遇到这种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
作为东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负，才能坐上这个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但也并不固定。
直到第二周，加藤送来一封电报，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
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一来二去，加藤发电报的频率，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
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不是刘院长，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
另一方面，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
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
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
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但实际上，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
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帮助也着实不少。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由东大购买，再转过来，就简单的多了。
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东大教授的地位，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c的论文，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
这时候，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
杨锐没什么表示，刘院长简直是欣喜若狂。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刘院长一天三遍的在杨锐身边转，笑的像是圣诞节的火鸡似的。
“我们身处两地，合作也只能做前期合作，没什么意义。”杨锐勉力解释。
刘院长一脸沉痛的道：“那不是最好吗？你管它前期合作，后期合作，合作了，这就可以拿出来宣传了。你想想看，中日合作的实验室。”
“我的实验室才不挂这样的牌子呢。”杨锐撇撇嘴。
“那就想宣传的时候这么宣传，不想宣传的时候，随他去。”刘院长一副开明人士的姿态。
杨锐沉思片刻，道：“和他准备一个实验的前期工作也没什么，要适合宣传，您就宣传。不过……”
刘院长正听的抓耳挠腮，被一个不过打断了，急道：“不过什么？”
“我和他不认识，也不想给他做贡献，署名权方面，我希望您能帮我争取一下。”
“我？”
“以北大的名义，您不是想搞这个北大和东大的联合吗？署名也应该联合起来，并列第一作者至少吧。北大唐集中实验室杨锐吧，以这个名义，争取的到并列第一作者，我就参与，争取不到，我还是做自己的。”
“只参与前期准备就拿一个并列第一作者？”刘院长顿时为难了起来。
“主要参与实验的前期准备，后期也是可以参与咨询的呗。”杨锐将问题留给刘院长，自个回去了。
刘院长无可奈何，只好单方面联络东大方面，以学校的名义沟通。
按道理来说，杨锐的要求是高于标准的，除非他的知名度很高，是大犇级的人物，否则，像是东大教授这样地位的研究者，完全没必要将自己的署名权丢出来。
也只有高一级的学校谈合作，才会释放一个高顺位的署名权。
然而，学校间的合作，即使是临时合作，又哪有容易的，尤其是跨国的学校间合作，比两个人自己研究麻烦十倍百倍。
但杨锐坚持，刘院长就没办法了。
大学就是这样子，有能力的学者，虽然没有行政权力，权力却胜似行政干部。当然，能力是必须要表现出来的，在80年代的大学，最凸显能力的首先就是经费，其次是声望。
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所，自从科研改革以后，就全是靠着学者们申请的项目基金活着了，可以说，包括刘院长的奖金在内，都来自于一重重的项目奖金。
在这一点上，杨锐已初显实力，蔡教授给的60万元，只相当于内部的签字费，接下来的项目，则被众人期待已久。
发表过cell的学者申请国家级基金，又是北大人，大家关心的只是能批下来多少的问题。
而在声望方面，杨锐固然是比老教授们逊色，但也是韧性十足。
除此以外，刘院长最怕的是杨锐离开。
哪怕是在人员流动近乎凝固的时代，高端学者的流动也是不受限制的。
普通的小讲师小助教，自然是谈不上流动的，他们就像是医院里的住院医师一样，经验未满，水平不足，到哪里都要耗费资源来学习，谈不上价值。
但是，有水平的副教授，特别是有水平又年富力强的副教授以上的学者，那就是全国各地任我行了。
若是带上几十万几百万的项目，要学校领导倒履相迎都没问题。
其实，就是30年后，一年30岁的副教授带上130万的项目，顶级大学以下也都是随便去了。
如刘院长这样的行政干部，对待这样的学者，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字：哄！
杨锐尚未毕业，连个职称都没有，要去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确实难了一些，否则，北大现在就能给他待遇。但是，国外大学的待遇就不一定了。
同样是做学生，就杨锐的这一篇cell，去哈弗申请一个全奖留学，根本算不上事。
在刘院长看来，如杨锐这么聪明的学生，依旧留在北大，除了感情因素，就是因为北大能够提供更多的特权。
去哈弗，杨锐固然可以旷课不写作业，但招募学生直接做研究，还是有种种障碍的。
刘院长对如何哄学者还是有心得的，加上北大东大的合作也是他所期待的，工作量再大，也只能默默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