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临战之时的伤亡率众所周知。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不是口头上说说，已经深入人心，军民们都在军歌声中加强训练一个个挥汗如雨。
崇祯十年二月初，中原大地春寒料峭，通往南阳的官道上人喊马嘶。
那是天雄军和已经壮大到了六千人马的唐王部、发展到了接近两万人马的“红旗军”赵坤、顾准、裴元武、谷如山部杀回来了。
流寇擅长破坏，他们不需要任何已经夺取的城池。
高迎祥、张献忠等等已经在襄阳、南阳这片区域蹂躏了四十天，简直是掘地三尺，所有能够发现的金银财宝和粮食、牲口都被他们抢了。
得知卢阎王和“红魔”一路杀来人马超过四万，他们哪里肯留下拼命再次开始了流窜作案。
黄汉知道存在大量饥饿的难民就无法剿灭流寇。
分析旗卫总结的河南情报后，能够预知流寇不会选择跟天雄军和“红旗军”硬碰硬。
卢象升和唐王收复失地应该是弹指一挥间，消灭流寇肯定是遥遥无期。
“红旗军”不会傻兮兮地跟在流寇屁股后面武装大游行，还是采取收复一地就得把这方百姓从即将饿死的边缘拉回来的一贯方针。
襄阳、南阳这片区域应该是河南相对富庶的地方，地肥水美，如果不遭遇兵灾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其他地方好多了。
长江水系中最大支流汉水迂回在江汉平原，直通襄阳。
这段水路完全可以通航一百吨以下的平底江船，由襄阳往东北方向的南阳有唐白河联通，有一百余里水路也可以通航排水量低于三十吨的内河船舶。
古代运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就是船运，也就是因为这一点，黄汉一旦有了立足之地和资本之时就不遗余力发展造船业。
七八年的发展，侵吞、抢劫、建造，黄汉不仅仅拥有了大量用于跑海贸的商船、战船。
还拥有了成百上千艘适用于长江、汉江以及具备通航能力的内河航运的货船、客船、炮艇。
黄汉下达命令给赵坤、顾准等等将领，特意从亲卫营中选拔了三百少年提拔为军官，这些少年军官将要担任基层军官和镇抚官，加强内地“红旗军”的组织架构。
之所以挑好苗子加入亲卫营，是因为黄汉把这几千人当做后备军官培养，相当于后世的军官教导队。
放出三百基层军官，给予钱粮武器，六个月后，这些年轻人就会带出一万正规军。
一旦收复襄阳、南阳以及附近的城池，“红旗军”就赖在此地不走了，接下来会救济难民，圈无主土地屯垦，首当其冲就是侵占襄王以及他这一脉郡王的封地。
唐王本来就是个有担当的人，现在家逢变故更加不会在意那些封地，“红旗军”牵头组织难民屯垦圈了属于唐王家的田地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况且“红旗军”种王爷或者地主官僚的地，都是按照跟潞王、周王签订的租种协议的标准交租交国税，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只不过“红旗军”提供种子、耕牛等等收取一半收成大包大揽了农民需要承担的所有苛捐杂税，避免了农民被盘剥的山穷水尽面临饿死之时铤而走险。
三年前的“红旗军”就很霸道，圈了十几位藩王、郡王的地直接安排屯民耕种，事后才补办协议交租，效果很好。
连潞王、周王、福王等等都捏着鼻子认了，最后大小地主都只能接受现状。
不是地主们觉悟高，而是他们识相，知道“红旗军”不是浪得虚名，能够到手平均一年土地产出的一成作为地租，而且旱涝保也就忍了心头恶气。
毕竟天灾人祸不断，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保障，没有规模化的屯垦，不花血本建设用于灌溉、排洪的水利设施，田亩大面积荒芜是不争的事实。
乱世之中谁能够组织流民安心屯垦？唯有拥有“红旗军”的黄汉有这样的财力、武力和统御力。
现在的“红旗军”又发展了三年多，人马倍增，处理染指地区的土地纠纷更加霸道。
无主之地当然收入囊中，有主之地只要发现没有人在进行春耕都会视为即将荒废的良田及时安排屯民耕种。
襄王传承了十几代，封地何其多也，生意做得何其大也，家中的现银何止百万两之多？
高迎祥、李自成没有杀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福清王朱常澄、进贤王朱常淦等等，但是没有放过他们，拷饷那是必须的。
榨干了襄王一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等等贼骨头率领麾下过了四十天钱粮充足的好日子，又裹挟了不少青壮年。
流寇中有武器能够战斗的人合计超过二十万，其中核心人马超过五万。
他们不肯消耗刚刚积攒起来的实力跟天雄军和“红旗军”拼命，选择避战。
内地的官军真的很穷，早就不是大明标配骑兵三成步兵七成。
大部分明军中只有主将为数不多的家丁队有马，其余都是步兵，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盔甲只有冷兵器大刀、长矛的步兵，连弓弩都很少。
为什么崇祯七年后就不是明军追着流寇打，而是流寇不断包围明军斩杀大明将领？
究其原因乃是大明越打越穷，明军的素质和装备越来越差。
而流寇越打越有钱，老营人马的装备越来越齐整，大小头目经过不间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事素质提高得很快。
高迎祥审时度势决定不跟强军硬撼，布置分四路三个方向脱离。
他们根本不是逃窜，走得比较从容，如果发现追击的明军胆敢孤军冒进，他们就会如同算计勇将曹文诏那般集中兵力围而歼之。
流寇的老营马队总数超过一万五千，拥有奔袭能力。
有这样的实力应对追兵又会轻松许多，明军步兵素质不高，行军速度比不过流寇步兵，骑兵数量太少，贸然追击极有可能步曹文诏后尘。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不是口头上说说，已经深入人心，军民们都在军歌声中加强训练一个个挥汗如雨。
崇祯十年二月初，中原大地春寒料峭，通往南阳的官道上人喊马嘶。
那是天雄军和已经壮大到了六千人马的唐王部、发展到了接近两万人马的“红旗军”赵坤、顾准、裴元武、谷如山部杀回来了。
流寇擅长破坏，他们不需要任何已经夺取的城池。
高迎祥、张献忠等等已经在襄阳、南阳这片区域蹂躏了四十天，简直是掘地三尺，所有能够发现的金银财宝和粮食、牲口都被他们抢了。
得知卢阎王和“红魔”一路杀来人马超过四万，他们哪里肯留下拼命再次开始了流窜作案。
黄汉知道存在大量饥饿的难民就无法剿灭流寇。
分析旗卫总结的河南情报后，能够预知流寇不会选择跟天雄军和“红旗军”硬碰硬。
卢象升和唐王收复失地应该是弹指一挥间，消灭流寇肯定是遥遥无期。
“红旗军”不会傻兮兮地跟在流寇屁股后面武装大游行，还是采取收复一地就得把这方百姓从即将饿死的边缘拉回来的一贯方针。
襄阳、南阳这片区域应该是河南相对富庶的地方，地肥水美，如果不遭遇兵灾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其他地方好多了。
长江水系中最大支流汉水迂回在江汉平原，直通襄阳。
这段水路完全可以通航一百吨以下的平底江船，由襄阳往东北方向的南阳有唐白河联通，有一百余里水路也可以通航排水量低于三十吨的内河船舶。
古代运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就是船运，也就是因为这一点，黄汉一旦有了立足之地和资本之时就不遗余力发展造船业。
七八年的发展，侵吞、抢劫、建造，黄汉不仅仅拥有了大量用于跑海贸的商船、战船。
还拥有了成百上千艘适用于长江、汉江以及具备通航能力的内河航运的货船、客船、炮艇。
黄汉下达命令给赵坤、顾准等等将领，特意从亲卫营中选拔了三百少年提拔为军官，这些少年军官将要担任基层军官和镇抚官，加强内地“红旗军”的组织架构。
之所以挑好苗子加入亲卫营，是因为黄汉把这几千人当做后备军官培养，相当于后世的军官教导队。
放出三百基层军官，给予钱粮武器，六个月后，这些年轻人就会带出一万正规军。
一旦收复襄阳、南阳以及附近的城池，“红旗军”就赖在此地不走了，接下来会救济难民，圈无主土地屯垦，首当其冲就是侵占襄王以及他这一脉郡王的封地。
唐王本来就是个有担当的人，现在家逢变故更加不会在意那些封地，“红旗军”牵头组织难民屯垦圈了属于唐王家的田地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况且“红旗军”种王爷或者地主官僚的地，都是按照跟潞王、周王签订的租种协议的标准交租交国税，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只不过“红旗军”提供种子、耕牛等等收取一半收成大包大揽了农民需要承担的所有苛捐杂税，避免了农民被盘剥的山穷水尽面临饿死之时铤而走险。
三年前的“红旗军”就很霸道，圈了十几位藩王、郡王的地直接安排屯民耕种，事后才补办协议交租，效果很好。
连潞王、周王、福王等等都捏着鼻子认了，最后大小地主都只能接受现状。
不是地主们觉悟高，而是他们识相，知道“红旗军”不是浪得虚名，能够到手平均一年土地产出的一成作为地租，而且旱涝保也就忍了心头恶气。
毕竟天灾人祸不断，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保障，没有规模化的屯垦，不花血本建设用于灌溉、排洪的水利设施，田亩大面积荒芜是不争的事实。
乱世之中谁能够组织流民安心屯垦？唯有拥有“红旗军”的黄汉有这样的财力、武力和统御力。
现在的“红旗军”又发展了三年多，人马倍增，处理染指地区的土地纠纷更加霸道。
无主之地当然收入囊中，有主之地只要发现没有人在进行春耕都会视为即将荒废的良田及时安排屯民耕种。
襄王传承了十几代，封地何其多也，生意做得何其大也，家中的现银何止百万两之多？
高迎祥、李自成没有杀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福清王朱常澄、进贤王朱常淦等等，但是没有放过他们，拷饷那是必须的。
榨干了襄王一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等等贼骨头率领麾下过了四十天钱粮充足的好日子，又裹挟了不少青壮年。
流寇中有武器能够战斗的人合计超过二十万，其中核心人马超过五万。
他们不肯消耗刚刚积攒起来的实力跟天雄军和“红旗军”拼命，选择避战。
内地的官军真的很穷，早就不是大明标配骑兵三成步兵七成。
大部分明军中只有主将为数不多的家丁队有马，其余都是步兵，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盔甲只有冷兵器大刀、长矛的步兵，连弓弩都很少。
为什么崇祯七年后就不是明军追着流寇打，而是流寇不断包围明军斩杀大明将领？
究其原因乃是大明越打越穷，明军的素质和装备越来越差。
而流寇越打越有钱，老营人马的装备越来越齐整，大小头目经过不间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事素质提高得很快。
高迎祥审时度势决定不跟强军硬撼，布置分四路三个方向脱离。
他们根本不是逃窜，走得比较从容，如果发现追击的明军胆敢孤军冒进，他们就会如同算计勇将曹文诏那般集中兵力围而歼之。
流寇的老营马队总数超过一万五千，拥有奔袭能力。
有这样的实力应对追兵又会轻松许多，明军步兵素质不高，行军速度比不过流寇步兵，骑兵数量太少，贸然追击极有可能步曹文诏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