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祖州长霸城的激烈抵抗以及祖陵陵区的不战而降这般差异明显的两场战斗,于建隆七年阴历四月十五率军北上的王峰对接下来的怀州之战和庆州之战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都不再如之前那般成竹在胸。不过,事情证明在己方颓势明显、败相已现的今天,契丹官员和守将们更多的还是那些所谓“识实务者”,而像耶律沙这般的“硬骨头”却是少之又少。面对汹汹而来的周军,怀州及庆州的官员守将们都做出了自己认为最明智、最合适同时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开城投降。唯一不同的,只是二者从周军进行完威慑性炮击到打开城门的时间——怀州守将坚持了一个时辰,庆州守将则坚持了一个半时辰。于是乎,从率军离开临潢城,到拿下庆州并派出多路侦骑翻越大兴安岭打探消息、勘察地形,王峰满打满算也只花了五天时间。即便再加上信使在路上的时间,当杨新接到报捷的文书时,距离王峰所部北上也只过了七天。

    王峰这边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怀、庆两州,与其同一天离开临潢城南下的赵晨那边进展也很顺利。就在王峰的报捷文书送到临潢城的同一天,赵晨也夺取了饶州长乐城,期间只遇到了守军的轻微抵抗。与此同时,吴鹏也派人送来消息,报告远离临潢府主战场且消息传递不畅的宁州城防备松懈,自己已率本部兵马不战而下该城,在稍作休整后,将于两天后杀向相距不远的豫州。豫州那边的牧奴乡丁虽较宁州为多,但也不过是千把之数,再加上宁州这边有汉人牧民自告奋勇前往豫州城,暗中联络那里与自己相熟的汉人来协助周军攻城,自己必可一鼓而下。估计至多再有十天时间便能返回临潢城,绝不会误了王峰所部草原突击集群的行动。

    接到三路“扫荡大军”的报告,得知大家行动皆非常顺利,杨新心中自然也很高兴,一面去信鼓励,一面加紧临潢城及祖州两地户籍、府库的整理与盘点,加紧汉人、渤海人乡丁的裁汰和整编,为日后文官们的接受和治理做好准备。

    十天后,建隆七年阴历五月初一,南路赵晨的信使再次进入临潢城,报告该部经过短暂激战,粉碎广义城三千守军的抵抗,拿下了这块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妻、被尊称为“应天大明地皇后”、曾经临朝称制、在契丹朝堂之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后述律平的出生之地,取得了扫荡作战的第二场胜利。

    尽管南路偏师连战连捷,可杨新却远没有接到该部第一份捷报时那般高兴。这当然不是说杨新对赵晨的表现不满意,实际上前者对于出自穿越团队“后备力量培训班”的后者既看重亦赞赏,其之所以心情不佳却是因为按估计原本应该已经出现在临潢城下的吴鹏所部到现在依然没有一点消息。

    按理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且部队行军也可能忽快忽慢,估算的时间经常会出现偏差,未在预计的时间抵达属于正常现象,深知这一点的杨新最初原本也没有太在意。可是,当几路往宁州方向进行一般性打探的侦骑回报说,自己已经前出近八十里,却依然没有发现吴鹏及其所部千余兵将的影子后,就由不得杨新不担心了。毕竟临潢城距宁州也不过才二百四十里,就算吴鹏所部走得再慢,侦骑也该遇到他们了;就算真是因为某些事情耽搁了行程,也该有信使前来禀报,说明情况才对——吴鹏虽然在“清园”兄弟中排行三十一,可今年也已经三十八周岁,年近不惑了。他或许会为多立些功劳而积极争取各种机会,却并不是一个做事草率、不顾及别人的人,不会在明知道二十五哥一直惦记着自己而自己又耽搁了行程的情况下,连个报平安的信使都不派的。如今却是既看不到人马也没有信使,那么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只有前者遇到了意外,不但耽搁了行程,而且连信使都来不及甚至是无法派出了。于是,心中越来越不安的杨新立即做出部署,将原来的几路侦骑小队增加到了几十路,打探的范围也从临潢城周边最远八十里扩大到了最远一百五十里以上。

    最终,在大规模搜索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在距离吴鹏上一次报告不战而取宁州后的第十三天后,一路已经前出到临潢城东北近一百八十里的大福河(海哈尔河)畔的侦骑在岸边发现了两名身上中箭、昏迷不醒的己方信使。

    经过一番抢救,一名伤势较重的信使不治身亡,而另一名被救醒的信使却向负责这支侦骑的骑兵排长报告了一条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大周开国男、右威卫上将军、殿前司步军副都虞侯、北伐左路军都虞侯吴鹏在豫州城与万余契丹军遭遇并被团团围困在城内,如今已是危在旦夕。

    消息传到临潢城,杨新的第一个反应却是信使在谎报军情。实际上,漫说是杨新,就连找到信使的那位骑兵排长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认为对方在胡说八道。因为,自打在永州长宁城围歼了契丹上京留守韩匡嗣的五万大军、在临潢城消灭了一万契丹守军后,北伐左路军从杨新、王峰、吴鹏以下到每一名普通兵士,都认为临潢府乃至整个上京道已无契丹军重兵集团——而这也是当初杨新敢于同意吴鹏只率千把人就去进攻宁州和豫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是以,初闻吴鹏被契丹上万兵马围困于豫州,杨新自然不会相信。

    只是,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杨新愿不愿意相信,都不能改变它。随着前来报信的骑兵排长将从信使身上得到的吴鹏亲笔密信及随身信物递到杨新手上,后者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也就此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懊恼、担心和内疚。

    不过,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怨不得杨新。一来,吴鹏此次出击宁州和豫州乃是其自己极力请求的,并非杨新主动安排。二来,契丹上万兵马突然出现在豫州而未被事先发觉,原因是多方面的,责任也不能全算在杨新一个人的头上。

    说起来,吴鹏被困豫州的原因很是复杂,其中既有连番大胜之后的轻敌,也有对乌古敌烈统军司及西北路招讨司两司兵马救援临潢府能力的估计不足,同时还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里面。

    轻敌思想使得杨新等人对草原方面契丹人动向的打探相对薄弱、松懈,且将这一方面的侦察重点放在了怀州、庆州方向,以至未能提前发现自宁州、豫州进入临潢府的契丹军;对乌古敌烈统军司和西北路招讨司两司发兵救援临潢府的能力估计不足,使得杨新等人做出错误判断,认为临潢府左近、周边已无契丹成规模兵马,以致竟会同意吴鹏只带千余人且其中只包括“游骑兵营”一个连的情况下远离北伐左路军主力作战;而最终对吴鹏所部被围起到直接作用的,却是负责传递辽穆宗耶律璟圣旨的那几队信使的命运。

    身在“春捺钵”的辽穆宗耶律璟得知周军大举北伐的消息后,在随驾重臣的建议下,接连发出几道圣旨,命令上京留守韩匡嗣坚守临潢府、命令西北路招讨司及乌古敌烈统军司派兵支援临潢府,并着重强调要保卫好太祖陵寝、命令东京留守耶律和里调集本道兵马,一方面增援“春捺钵”,一方面加强辽阳府防御。结果,负责向西北路招讨司及乌古敌烈统军司、向东京留守府传递命令的信使由于绕开了临潢府的战场区域得以顺利完成任务,将圣旨交到了接旨者手中。而负责给韩匡嗣传旨的信使却因为正好经过永州附近,不幸成为了游弋于永州周边的周军侦骑小队的目标,在离临潢城还有近两百里远的地方一命呜呼,根本没有将圣旨送到。

    于是乎,韩匡嗣及其手下文武官员在争论多日后,做出了与圣旨相悖的决定,被反水的萧达祥引到了永州城外,全军覆没。而接到圣旨的西北路招讨司及乌古敌烈统军司却决定遵旨而行,冒着草原诸部族趁机反叛的风险,在已经向临潢府派出两万多兵马的情况下,再次集结起了一万五千大军,前去增援接旨之前刚刚来信救援的耶律沙所镇守的祖州,以保大辽太祖的陵寝不受骚扰。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避开周军可能的阻截,这支增援的契丹军没有选择距离近且易走的庆州、怀州路线,而是舍近求远的绕道豫州、宁州路线,以求能够出其不意的出现在周军背后,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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