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历十九年（建隆七年）阴历三月二十四，契丹上京临潢城上京留守府大堂之内，上京留守韩匡嗣正与一众文臣武将举行军议，讨论如何应对周军北犯民。
根据探马此前得到的消息，周军一路北来，先后攻占了高州、松山州，并于六日前包围了永州。尽管在包围永州后，周军加强了对战场的封锁和对辽军探马的拦截，使临潢府这边无法得到永州战况的进一步消息。但以周军和永州守军的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韩匡嗣还是上京城内其他文武官员，都不认为萧达祥能够守住永州。而随着永州失陷，周军下一步行动无外乎两个方向。一是向西，进攻临潢府；一是向东，直扑皇帝春捺钵驻地长春州鸭子河泺。
虽说就难易程度来看，进攻距离永州不过三百里的临潢府应该是首选——长春州距离永州近千里。但就造成的影响来看，直扑长春州鸭子河泺，破坏掉春捺钵乃至抓获或者杀掉大辽皇帝自然远比只攻取一座都城的影响要大得多、轰动得多，对大辽的打击也要沉重得多。因此，就韩匡嗣本人来说，是倾向于弃上京城于不顾，即刻发兵东进，赶往鸭子河泺护驾的。只是一来囿于一时无法掌握周军动向，不敢贸然行动，以免中了周军的埋伏。二来，部分留守临潢府的契丹文武官员不同意在未接到圣旨的情况下擅离防地，将都城拱手让于周军。所以，虽经多次商讨，却依然没有拿出大家都满意且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以至韩匡嗣从各地调集而来的乡丁、属、部族军等近六万人马在临潢城外驻扎了将近十天却依然无所事从，只能焦急等待。
就在新一轮商议依然因为弃城还是守城的问题争执不下而毫无进展，韩匡嗣打算暂停讨论，待吃过午饭后再与守城派据理力争时，留守府的中军官却急匆匆跑进大堂，禀报道：“启禀留守大人，永州守将萧达祥在府门外负荆请罪、求见大人。”
听说永州守将萧达祥求见，韩匡嗣连忙吩咐中军官将其带进大堂——至于对方“负荆请罪”，在韩匡嗣看来乃是丢掉永州后的必然选择，用不着去理会。
片刻之后，中军官便领着打着赤膊、背着荆条，把自己五花大绑的萧达祥回来了。刚一进留守府大堂，萧达祥便双膝跪倒，喊道：“末将萧达祥守御不力、损兵折将、丧城失地，有负皇上重托、大人信任，今特来负荆请罪，听凭留守大人发落。”说完便以头触地，再不抬起。
一来，永州失守乃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来，萧达祥上身的累累伤痕以及裤子上的斑斑血迹说明其在逃回上京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苦战。再加上中军官将萧达祥带进大堂后，亦在自家主帅耳边轻声禀报随萧达祥同来的七八名兵士亦是人人挂彩、个个受伤，其中有两个伤情还非常严重，只怕难以活命。所以，韩匡嗣不但没有因为萧达祥丢失永州而责备他，反而亲自为其松绑披衣，“感动”得萧达祥是痛哭流涕，一个劲儿的请求上司再拔给自己一支兵马，自己要去和周军拼命，不夺回永州绝不回来见他。
萧达祥求战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不过韩匡嗣也很清楚面对强悍的周军，再给萧达祥一支人马也绝无获胜的可能，反而是白白折损自己的兵力——哪怕其此番是抱着决死之心去的。所以，韩匡嗣一面利用萧达祥这种决死的表现来鼓舞在场文武官员的军心士气，一面却对萧达祥好言安抚，要其不必着急，先将伤势养好，待时机成熟时再去找周军报仇。
眼见萧达祥情绪渐渐稳定，韩匡嗣这才开始询问永州之战的过程，以及周军目前的动向——虽然萧达祥请罪和求战的表现很真实，但能从周军的包围之中杀出来并跑回临潢城绝非易事。所以作为应有的流程，韩匡嗣还是要了解一下战斗过程，以便确认萧达祥是真的和周军大战了一场，而不是胆怯畏战、临阵脱逃，然后自己在身上划几刀子、背上根荆条来为自己脱罪。
对于韩匡嗣的询问，萧达祥早有准备，连忙将离开永州前便与萧继先、王峰等人商量好的说辞拿了出来，开始讲述自己被围后是如何的宁死不降、血战到底，如何的身先士卒、赤膊上阵与周军拼杀，如何被周军炮火震晕而失去知觉后被手下亲兵拼死抬回城内，如何在一处被炮火炸毁、无人居住的废宅中想方设法藏了两天以躲过周军搜索，又是如何趁着周军主力起兵东进、长宁城防备不如之前严密的机会，在亲兵的保护下冲出城外，并在损失了好几名亲兵后才侥幸摆脱周军侦骑追击，一口气跑回上京城的。
萧达祥一番述说可谓是“声情并茂”、“惟妙惟肖”，不但令包括韩匡嗣在内的在场所有契丹文武官员听得有如身临其境，也使得他们相信讲述者确实是经过一番血战、侥幸冲出永州返回上京的，且在感叹萧达祥能从那样的情形下逃出生天的艰难与幸运的同时，也对其一系列悍勇杀敌、不畏生死的表现交口称赞，颇为佩服。
不过，与萧达祥在永州之战中的表现相比，韩匡嗣更看重的是其带来的有关周军目前动向的消息——攻占永州后，周军只稍做休整便以主力挥军东进，由土河（老哈河）入潢河（西辽河）而后一路顺流而下，往乌州方向杀去。据此判断，其兵锋所指十有便是皇帝陛下正在进行春捺钵的长春州。
如果说此前上京临潢城内的契丹文武官员还在就据城死守还是弃城东进争论不休的话，那么随着萧达祥带来周军主力一路向东直奔乌州的消息后，上述争论便立即停止，所有人的意见都变成了一个——只以少量兵马守御上京临潢城，集结主力东进长春州护驾。
尽管就韩匡嗣的本心来说，并不想再让经过一番浴血拼杀才伤痕累累逃回上京城的萧达祥继续随军征战，而是希望其在城内将养身体并协助留守的将领共同做好城池守御。但却耐不住萧达祥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乃至写下血书求战，只好在从医官口中确认前者伤势虽重，却并不性命之虞后，勉强答应萧达祥随军东进，并应其所求任命其为前军先锋，率领五千精锐为大军开道、探路。
应历十九年（建隆七年）阴历三月二十六，在留下一万兵马守卫临潢城后，韩匡嗣亲率大军五万东进长春州勤王救驾。
根据探马此前得到的消息，周军一路北来，先后攻占了高州、松山州，并于六日前包围了永州。尽管在包围永州后，周军加强了对战场的封锁和对辽军探马的拦截，使临潢府这边无法得到永州战况的进一步消息。但以周军和永州守军的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韩匡嗣还是上京城内其他文武官员，都不认为萧达祥能够守住永州。而随着永州失陷，周军下一步行动无外乎两个方向。一是向西，进攻临潢府；一是向东，直扑皇帝春捺钵驻地长春州鸭子河泺。
虽说就难易程度来看，进攻距离永州不过三百里的临潢府应该是首选——长春州距离永州近千里。但就造成的影响来看，直扑长春州鸭子河泺，破坏掉春捺钵乃至抓获或者杀掉大辽皇帝自然远比只攻取一座都城的影响要大得多、轰动得多，对大辽的打击也要沉重得多。因此，就韩匡嗣本人来说，是倾向于弃上京城于不顾，即刻发兵东进，赶往鸭子河泺护驾的。只是一来囿于一时无法掌握周军动向，不敢贸然行动，以免中了周军的埋伏。二来，部分留守临潢府的契丹文武官员不同意在未接到圣旨的情况下擅离防地，将都城拱手让于周军。所以，虽经多次商讨，却依然没有拿出大家都满意且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以至韩匡嗣从各地调集而来的乡丁、属、部族军等近六万人马在临潢城外驻扎了将近十天却依然无所事从，只能焦急等待。
就在新一轮商议依然因为弃城还是守城的问题争执不下而毫无进展，韩匡嗣打算暂停讨论，待吃过午饭后再与守城派据理力争时，留守府的中军官却急匆匆跑进大堂，禀报道：“启禀留守大人，永州守将萧达祥在府门外负荆请罪、求见大人。”
听说永州守将萧达祥求见，韩匡嗣连忙吩咐中军官将其带进大堂——至于对方“负荆请罪”，在韩匡嗣看来乃是丢掉永州后的必然选择，用不着去理会。
片刻之后，中军官便领着打着赤膊、背着荆条，把自己五花大绑的萧达祥回来了。刚一进留守府大堂，萧达祥便双膝跪倒，喊道：“末将萧达祥守御不力、损兵折将、丧城失地，有负皇上重托、大人信任，今特来负荆请罪，听凭留守大人发落。”说完便以头触地，再不抬起。
一来，永州失守乃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来，萧达祥上身的累累伤痕以及裤子上的斑斑血迹说明其在逃回上京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苦战。再加上中军官将萧达祥带进大堂后，亦在自家主帅耳边轻声禀报随萧达祥同来的七八名兵士亦是人人挂彩、个个受伤，其中有两个伤情还非常严重，只怕难以活命。所以，韩匡嗣不但没有因为萧达祥丢失永州而责备他，反而亲自为其松绑披衣，“感动”得萧达祥是痛哭流涕，一个劲儿的请求上司再拔给自己一支兵马，自己要去和周军拼命，不夺回永州绝不回来见他。
萧达祥求战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不过韩匡嗣也很清楚面对强悍的周军，再给萧达祥一支人马也绝无获胜的可能，反而是白白折损自己的兵力——哪怕其此番是抱着决死之心去的。所以，韩匡嗣一面利用萧达祥这种决死的表现来鼓舞在场文武官员的军心士气，一面却对萧达祥好言安抚，要其不必着急，先将伤势养好，待时机成熟时再去找周军报仇。
眼见萧达祥情绪渐渐稳定，韩匡嗣这才开始询问永州之战的过程，以及周军目前的动向——虽然萧达祥请罪和求战的表现很真实，但能从周军的包围之中杀出来并跑回临潢城绝非易事。所以作为应有的流程，韩匡嗣还是要了解一下战斗过程，以便确认萧达祥是真的和周军大战了一场，而不是胆怯畏战、临阵脱逃，然后自己在身上划几刀子、背上根荆条来为自己脱罪。
对于韩匡嗣的询问，萧达祥早有准备，连忙将离开永州前便与萧继先、王峰等人商量好的说辞拿了出来，开始讲述自己被围后是如何的宁死不降、血战到底，如何的身先士卒、赤膊上阵与周军拼杀，如何被周军炮火震晕而失去知觉后被手下亲兵拼死抬回城内，如何在一处被炮火炸毁、无人居住的废宅中想方设法藏了两天以躲过周军搜索，又是如何趁着周军主力起兵东进、长宁城防备不如之前严密的机会，在亲兵的保护下冲出城外，并在损失了好几名亲兵后才侥幸摆脱周军侦骑追击，一口气跑回上京城的。
萧达祥一番述说可谓是“声情并茂”、“惟妙惟肖”，不但令包括韩匡嗣在内的在场所有契丹文武官员听得有如身临其境，也使得他们相信讲述者确实是经过一番血战、侥幸冲出永州返回上京的，且在感叹萧达祥能从那样的情形下逃出生天的艰难与幸运的同时，也对其一系列悍勇杀敌、不畏生死的表现交口称赞，颇为佩服。
不过，与萧达祥在永州之战中的表现相比，韩匡嗣更看重的是其带来的有关周军目前动向的消息——攻占永州后，周军只稍做休整便以主力挥军东进，由土河（老哈河）入潢河（西辽河）而后一路顺流而下，往乌州方向杀去。据此判断，其兵锋所指十有便是皇帝陛下正在进行春捺钵的长春州。
如果说此前上京临潢城内的契丹文武官员还在就据城死守还是弃城东进争论不休的话，那么随着萧达祥带来周军主力一路向东直奔乌州的消息后，上述争论便立即停止，所有人的意见都变成了一个——只以少量兵马守御上京临潢城，集结主力东进长春州护驾。
尽管就韩匡嗣的本心来说，并不想再让经过一番浴血拼杀才伤痕累累逃回上京城的萧达祥继续随军征战，而是希望其在城内将养身体并协助留守的将领共同做好城池守御。但却耐不住萧达祥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乃至写下血书求战，只好在从医官口中确认前者伤势虽重，却并不性命之虞后，勉强答应萧达祥随军东进，并应其所求任命其为前军先锋，率领五千精锐为大军开道、探路。
应历十九年（建隆七年）阴历三月二十六，在留下一万兵马守卫临潢城后，韩匡嗣亲率大军五万东进长春州勤王救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