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五，正在向池州方向快速推进的徐绍安、曾志林所部与快马赶回的宋德明亲信家丁相遇，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池州守将指挥使戈彦已被说服，同意献城投降；坏消息是，身为其上官的池州刺史抵抗意志比较坚定，戈彦恐难说服其投降。目前，戈彦正在暗中积极联络自己的亲信和盟友，准备找个合适的机会将池州刺史控制住或者干脆杀掉，而后便打开城门迎周军进城。
对此，徐绍安和曾志林倒是不以为意。在他们二人看来，戈彦能够控制住池州局势，迎周军进城固然最好。即便其一时难以得手，也不会对周军夺取池州城在什么太大影响，南征西路军和中路军不过是在池州城下多耽搁个一天半天的，算不得什么大事。因此，在重赏了那名送信的家丁，并命其与大军一同东进，以便与戈彦联络后，徐、曾所部便马不停蹄的杀向池州城。
尽管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城池共存亡，可面对之前鄂州和江州均无力抵挡周军的进攻，两城都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宣告陷落的事实，池州刺史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因此，在从探马口中得知周军已经推进到距离池州城不过五十里的尹村后，他便再也无法保持之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状态，而是紧急召集城内所有文武官员开会，商讨御敌良策。
与当初江州的情形正好相反，池州这边抵抗意志最坚定的是刺史，一心想要不战而降的却是对好友宋德明书信中所陈利害深以为然的指挥使戈彦。不过，与当初胡则借刺史谢彦宝召集属下开会的机会斩杀这位贪生怕死的上司、夺取江州大权不同，戈彦在池州的势力与胡则在江州的势力相比要差上不少，想要在军议上趁机发难，以其所能掌握的力量刺杀池州刺史有一定难度。所以，戈彦决定暂时先隐忍不发，待时机成熟时再有所动作。
不过隐忍归隐忍，该做的小动作还是要做的。因此，当池州刺史在军议上向他这位本州指挥使咨询御敌之策时，戈彦在佯装思索一番后，便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借鉴江州的成功经验，派出部分精悍兵将主动出击，于适当地点伏击、偷袭周军，杀伤其有生力量、阻碍其前进速度。其二，增加城南峡口寨的守军数量，派得力干将率五千兵马驻防于此，使周军不得不分兵进攻，从而减轻对主城的压力。
戈彦的两条建议看似有些道理，实际上却是暗藏玄机。一方面，江州军虽利用伏击、偷袭取得了重大战果，可这种办法能用一次不能用两次。有了上次的教训，周军肯定会加强戒备，又怎么可能再让池州军得手，可以说戈彦这条建议就是让池州军去送死的。另一方面，峡口寨虽是池州城重要门户，且与池州城互成犄角之势，就常理来说该当派驻一定数量的精兵防守。可问题是，面对周军强大的炮火，小小的峡口寨的抵御能力远不如拥有坚固高大城墙的池州城。而且，峡口寨乃是一座纯粹的军寨，基本没有平民居住其中，周军在炮击时可以完全没有顾忌。再加上周军西路军、中路军的总兵力有五万多人，分兵对付池州城和峡口寨绰绰有余。所以，若照戈彦所讲，派驻五千兵马于峡口寨防守，不但起不到牵制周军的作用，反而是将这五千余兵马白白送给周军当绝佳的炮击目标，徒增对方战果而已。
可惜的是，作为池州守将，包括刺史在内的所有池州文武官员都对戈彦的建议深信不疑，不但完全接受，而且池州刺史还将派遣伏击、偷袭兵将及挑选驻守峡口寨主将人选的决定权交到了戈彦的手中，由其定夺。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给了戈彦清除池州刺史亲信、保证自己心腹安全的机会。于是，三名素来与池州刺史交好，被其看重的将校便成了率军伏击周军和驻守峡口寨的主将，并于当天便被戈彦打发出城去了。
这边城内的两路兵马才离开池州城，那边戈彦便派自己的心腹将相关消息送到了驻兵尹村的徐绍安、曾志林手中。
原本就处于劣势，此时又出了内鬼将自家的兵力部署全盘托出，池州军的败亡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八，于老鹰山设伏的五千池州军被早已知晓其伏击地点和兵力安排的周军反包围，在抵抗一个时辰、死伤近两千人后，向周军投降；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九，周军在兵分两路分别完成对池州城及峡口寨的包围后，集中所有火炮对峡口寨进行猛烈轰击。近半个小时的炮击不但几乎彻底摧毁了峡口寨，而且造成寨内池州军近四千人的伤亡，其幸存者尽皆投降。
至此，池州军损失过半，且留守城内的兵将几乎均为戈彦心腹。于是，在建隆二年四月初十一早的军议之上，认为时机已然成熟的戈彦突然发难，当场斩杀池州刺史，并将非自己心腹亲信的官员全部看押起来。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十午时初，已然完全掌握整座池州城的戈彦率一众手下出城，向周军投降。
就在徐绍安、曾志林率部进入池州城的当天，先于陆上部队东进的江防第一舰队主力护送搭建浮桥所用的巨舟及巨筏已进至池州城东北一百四十里的铜陵，并与自金陵西进支援的江南水军一部相遇。
由于之前在武昌和江州的分兵，此时何海生手中可用的战舰只剩六十余艘，而敌军的舰船却多达三百艘。眼见己方战船数量是对方的五倍，而对方又有大量活动不便的巨舟和巨筏牵累，且无岸上兵马配合，这支江南水军的主将便自认为胜券在握，自己立功受赏的机会来了。于是，不顾对方主力战舰在吨位上比己方主力战舰大好几倍，亦不等后续舰只摆好进攻阵型，他便率领前军百余艘战船向着江防第一舰队冲了过去，妄图以量取胜，利用己方战船小巧灵活的优势，抢在对方攻击之前贴上去，与对方进行近距离“肉搏战”，并借机发动火攻，从而将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可惜，这种作战双方无论装备还是作战理念都不在一个层级的战斗，其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悬念。面对江防第一舰队几艘主力舰的猛烈炮火轰击，江南水军前军百余艘舰船很快就被打散，成为江防第一舰队其他战舰猎捕的对象。而随着前军被江防第一舰队迅速吃掉，且其主帅乘坐的旗舰又是第一艘被击沉的，这会儿已经群龙无首的这支江南水军的中军和后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失去了统一指挥的二百余艘舰船各行其是，有的想冲上来进攻江防第一舰队为上司报仇、有的想后退自保，避开敌军可能的进攻、而有的则不知所措，傻呆呆的停在江中随波逐流。
敌人的混乱就是我们的机会，眼见江南水军越来越乱，不但没能发起有效进攻，反而在混乱中自相碰撞，损毁了不少舰船。江防第一舰队副都指挥使何海生立即下令全队出击，以弧形战线向江南水军兜击了过去。经过一番迅猛冲击，将江南水军彻底击溃。最终，在这场持续了不过一个半时辰的战斗中，江防第一舰队共击沉敌军大小战船一百一十余艘，俘获各类战船二百零五艘，并生擒江南水军兵将八百余人。而随着水军大败，铜陵守军亦丧失斗志，不等周军陆上兵马抵达，便弃城而逃。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十三，徐绍安、曾志林所部进入已无人防守的铜陵城。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十六，徐绍安、曾志林所部攻克芜湖。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十八，徐绍安、曾志林所部进抵当涂，江南雄远军判官魏羽开城投降，周军兵不血刃夺取采石矶渡口以西最后一座重要城池。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二十日，徐绍安、曾志林所部屯兵采石矶，开始于江面上架设巨型浮桥。不过，因为江南雨季已至，江水上涨、水流较急，采石矶浮桥架设远较在蕲阳时困难得多，直至阴历四月二十四方才最终架设完毕。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王崤峻率南征东路军开始自浮桥渡江，至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近五万大军全部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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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徐绍安和曾志林倒是不以为意。在他们二人看来，戈彦能够控制住池州局势，迎周军进城固然最好。即便其一时难以得手，也不会对周军夺取池州城在什么太大影响，南征西路军和中路军不过是在池州城下多耽搁个一天半天的，算不得什么大事。因此，在重赏了那名送信的家丁，并命其与大军一同东进，以便与戈彦联络后，徐、曾所部便马不停蹄的杀向池州城。
尽管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城池共存亡，可面对之前鄂州和江州均无力抵挡周军的进攻，两城都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宣告陷落的事实，池州刺史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因此，在从探马口中得知周军已经推进到距离池州城不过五十里的尹村后，他便再也无法保持之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状态，而是紧急召集城内所有文武官员开会，商讨御敌良策。
与当初江州的情形正好相反，池州这边抵抗意志最坚定的是刺史，一心想要不战而降的却是对好友宋德明书信中所陈利害深以为然的指挥使戈彦。不过，与当初胡则借刺史谢彦宝召集属下开会的机会斩杀这位贪生怕死的上司、夺取江州大权不同，戈彦在池州的势力与胡则在江州的势力相比要差上不少，想要在军议上趁机发难，以其所能掌握的力量刺杀池州刺史有一定难度。所以，戈彦决定暂时先隐忍不发，待时机成熟时再有所动作。
不过隐忍归隐忍，该做的小动作还是要做的。因此，当池州刺史在军议上向他这位本州指挥使咨询御敌之策时，戈彦在佯装思索一番后，便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借鉴江州的成功经验，派出部分精悍兵将主动出击，于适当地点伏击、偷袭周军，杀伤其有生力量、阻碍其前进速度。其二，增加城南峡口寨的守军数量，派得力干将率五千兵马驻防于此，使周军不得不分兵进攻，从而减轻对主城的压力。
戈彦的两条建议看似有些道理，实际上却是暗藏玄机。一方面，江州军虽利用伏击、偷袭取得了重大战果，可这种办法能用一次不能用两次。有了上次的教训，周军肯定会加强戒备，又怎么可能再让池州军得手，可以说戈彦这条建议就是让池州军去送死的。另一方面，峡口寨虽是池州城重要门户，且与池州城互成犄角之势，就常理来说该当派驻一定数量的精兵防守。可问题是，面对周军强大的炮火，小小的峡口寨的抵御能力远不如拥有坚固高大城墙的池州城。而且，峡口寨乃是一座纯粹的军寨，基本没有平民居住其中，周军在炮击时可以完全没有顾忌。再加上周军西路军、中路军的总兵力有五万多人，分兵对付池州城和峡口寨绰绰有余。所以，若照戈彦所讲，派驻五千兵马于峡口寨防守，不但起不到牵制周军的作用，反而是将这五千余兵马白白送给周军当绝佳的炮击目标，徒增对方战果而已。
可惜的是，作为池州守将，包括刺史在内的所有池州文武官员都对戈彦的建议深信不疑，不但完全接受，而且池州刺史还将派遣伏击、偷袭兵将及挑选驻守峡口寨主将人选的决定权交到了戈彦的手中，由其定夺。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给了戈彦清除池州刺史亲信、保证自己心腹安全的机会。于是，三名素来与池州刺史交好，被其看重的将校便成了率军伏击周军和驻守峡口寨的主将，并于当天便被戈彦打发出城去了。
这边城内的两路兵马才离开池州城，那边戈彦便派自己的心腹将相关消息送到了驻兵尹村的徐绍安、曾志林手中。
原本就处于劣势，此时又出了内鬼将自家的兵力部署全盘托出，池州军的败亡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八，于老鹰山设伏的五千池州军被早已知晓其伏击地点和兵力安排的周军反包围，在抵抗一个时辰、死伤近两千人后，向周军投降；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九，周军在兵分两路分别完成对池州城及峡口寨的包围后，集中所有火炮对峡口寨进行猛烈轰击。近半个小时的炮击不但几乎彻底摧毁了峡口寨，而且造成寨内池州军近四千人的伤亡，其幸存者尽皆投降。
至此，池州军损失过半，且留守城内的兵将几乎均为戈彦心腹。于是，在建隆二年四月初十一早的军议之上，认为时机已然成熟的戈彦突然发难，当场斩杀池州刺史，并将非自己心腹亲信的官员全部看押起来。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初十午时初，已然完全掌握整座池州城的戈彦率一众手下出城，向周军投降。
就在徐绍安、曾志林率部进入池州城的当天，先于陆上部队东进的江防第一舰队主力护送搭建浮桥所用的巨舟及巨筏已进至池州城东北一百四十里的铜陵，并与自金陵西进支援的江南水军一部相遇。
由于之前在武昌和江州的分兵，此时何海生手中可用的战舰只剩六十余艘，而敌军的舰船却多达三百艘。眼见己方战船数量是对方的五倍，而对方又有大量活动不便的巨舟和巨筏牵累，且无岸上兵马配合，这支江南水军的主将便自认为胜券在握，自己立功受赏的机会来了。于是，不顾对方主力战舰在吨位上比己方主力战舰大好几倍，亦不等后续舰只摆好进攻阵型，他便率领前军百余艘战船向着江防第一舰队冲了过去，妄图以量取胜，利用己方战船小巧灵活的优势，抢在对方攻击之前贴上去，与对方进行近距离“肉搏战”，并借机发动火攻，从而将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可惜，这种作战双方无论装备还是作战理念都不在一个层级的战斗，其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悬念。面对江防第一舰队几艘主力舰的猛烈炮火轰击，江南水军前军百余艘舰船很快就被打散，成为江防第一舰队其他战舰猎捕的对象。而随着前军被江防第一舰队迅速吃掉，且其主帅乘坐的旗舰又是第一艘被击沉的，这会儿已经群龙无首的这支江南水军的中军和后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失去了统一指挥的二百余艘舰船各行其是，有的想冲上来进攻江防第一舰队为上司报仇、有的想后退自保，避开敌军可能的进攻、而有的则不知所措，傻呆呆的停在江中随波逐流。
敌人的混乱就是我们的机会，眼见江南水军越来越乱，不但没能发起有效进攻，反而在混乱中自相碰撞，损毁了不少舰船。江防第一舰队副都指挥使何海生立即下令全队出击，以弧形战线向江南水军兜击了过去。经过一番迅猛冲击，将江南水军彻底击溃。最终，在这场持续了不过一个半时辰的战斗中，江防第一舰队共击沉敌军大小战船一百一十余艘，俘获各类战船二百零五艘，并生擒江南水军兵将八百余人。而随着水军大败，铜陵守军亦丧失斗志，不等周军陆上兵马抵达，便弃城而逃。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十三，徐绍安、曾志林所部进入已无人防守的铜陵城。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十六，徐绍安、曾志林所部攻克芜湖。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十八，徐绍安、曾志林所部进抵当涂，江南雄远军判官魏羽开城投降，周军兵不血刃夺取采石矶渡口以西最后一座重要城池。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二十日，徐绍安、曾志林所部屯兵采石矶，开始于江面上架设巨型浮桥。不过，因为江南雨季已至，江水上涨、水流较急，采石矶浮桥架设远较在蕲阳时困难得多，直至阴历四月二十四方才最终架设完毕。
建隆二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王崤峻率南征东路军开始自浮桥渡江，至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近五万大军全部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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