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欺之以方啊。”刘修长叹一声,将刚刚收到的密札送给郭嘉。这是戏志才用秘密通道送来的急件。虽说急件,可是毕竟不如电报快捷,从邺城传到这里,足足花了十天时间。

    戏志才说了两件事,一是袁隗和袁绍联系了,好象在准备合击曹艹。另一个是袁绍派人去洛阳找宫里的宦官,让他们在董太后面前说卢植擅权,有不臣之心。结果如何,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刘修基本能估计到卢植的反应。

    董太后是个贪婪而目光短浅的女人,她根本认不清眼前的形势,还以为现在是灵帝在世的时候,一心想独揽大权。把她留在朝堂上一点好处也没有,是时候把她赶走了。

    至于卢植,刘修的心情就比较复杂了。卢植无疑是个君子,可是他姓格太刚正了,在眼下这个形势未明的情况下,卢植居然会把防范的重心放在他身上,不能说他的担心没有道理,但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吧?如果小天子一定守不住江山,那是由我这个楚元王后裔继承天下好,还是由袁绍继承天下好?

    从卢植的举动看来,他能做的大概只是防范他刘修,而不是袁绍,因为袁绍他根本防不住。为了遏制他刘修,卢植宁可削弱他的实力,摧毁朝廷一方好容易积累起来的优势。

    说得难听一点,这就是那拉氏老太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源头,儒家的文化向来就有防内甚于防外的传统,攘外必先安内,从春秋时起就著于经典,所以读书人都认为这很正常,这是因为在他们心里,这天下就是天子一家的,与其他臣民无关,天子失位,被臣子所夺,和被外敌所夺一样,甚至更加不能接受。哪怕是在外面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关上门,老子就得是唯我独尊,说一不二,谁想和老子分权,那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这也是蒋委员长宁可放过对曰本的索赔,也不能接受国共合作的心理渊源所在,因为中国的统治思想里,君臣共治这个理念从战国开始就淡漠了,到秦始皇一统天下,集权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理论,已经是把制衡帝王的权利由人手中交到了天手中,而天往往是靠不住的,既然皇帝是天子,那天难道不帮他的儿子反帮你?

    现在卢植自己成了权臣,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他自已引退,这样他就辜负了先帝的嘱托,而且从此不会有人再能限制刘修。先帝为什么临终前把卢植从涿郡召到洛阳来,委以重任?就是因为只有卢植才能制衡刘修,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实力上,只有卢植可以和刘修抗衡。卢植退了,刘修虽然不能说从此为所欲为,但是能像卢植这样挡在他面前的人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另一条路,是卢植坚持不退,把董太后打下去。这个结果也是刘修愿意看到的,虽然对他个人来说,这远不如卢植引退来得便利,可是他知道,有卢植坐镇洛阳,他可以放心的在益州经营,放心的打仗,洛阳不会出大乱子。

    他不知道卢植会怎么做,他只能等。再说了,他现在也没时间关心洛阳的事情,他要去凉州主持对大小榆谷的战事。

    这件事刘修本打算交给夏侯渊和韩遂处理就行了,可是阎忠表示反对。一是夏侯渊和韩遂都是资历很老的部将,由任何一个人为主,另一个人为副,都很难合作,要让他们两个人俯首听命,只有刘修亲自出马。另一个原因很悲哀,阎忠说,这次战事运用的大军将在三万以上,几乎是凉州所有的兵力,交到任何一个人的手里都不合适。战胜了,就会有功,有功就会有赏,谁主持这次战事,那将士们就会把恩情记在谁的头上。施恩由上,这个权利不能放。

    刘修很无奈,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曹艹做了丞相之后还要东征西讨,征关中,征汉中,多次出兵江淮,几乎都是亲历亲为,所谓的五子良将,除了于禁领七军救樊城,成就了关羽的一世威名之外,其他人很少有独自领军的机会。张辽、乐进和李典三员大将守合肥,总兵力不过七千人。

    他刚刚感慨完了卢植,现在就轮到了他自己了。

    “让戏志才从邺城脱身。”刘修对郭嘉说道:“他这么做虽然可以得到第一手情报,但是太危险了。一旦袁绍察觉到了什么,他很可能就逃不掉。安排一个人看着袁绍就行,仅凭一个冀州,他翻了不了天。洛阳情况复杂,荆州、扬州都要安排人负责,让他回洛阳主持全局事务。”

    刘修顿了顿,又道:“我不仅有袁绍一个对手。”

    郭嘉明白了,转身去写密札。密札自有一套书写的技术,不是懂行的人,就是拿到这份密札也看不明白。刘修身边负责这些事的人就是郭嘉,其他人如果孟达、阎行都不能参与。

    “对了,召孟达一起到冀县,让他父子团聚一下。”

    “喏。”

    ……十月下,刘修到达冀县。凉州刺史孟佗率人出迎,护羌校尉夏侯渊、陇西太守韩遂也赶了过来。大家见面之后,一阵热情的寒喧,孟佗自是不用说,看到一年多没见的儿子长得又高又壮,英姿勃勃,非常高兴。那些掾吏们一看这是刺史大人的爱子,又是在车骑将军身边做事,自然一个个上前奉承。孟佗心里美滋滋的,却一本正经的连连谦虚,都是将军教导得好,如今关中学堂有将军这样的名将,有荀悦那样的通儒,什么样的人才教不出?你们要想子弟才成,也都送到关中去吧。

    那些凉州豪强心里把孟佗骂翻了,送到关中学堂可是做人质,你也太损了吧。可是嘴上还不得不连声赞同,不过都说劝别人把子弟送去,绝可不提自家的。

    刘修看在眼中,也不言语,凉州虽然不能比关中文风鼎盛,可是这些大户人家大多都会请人教育自已的孩子,他们才不会主动把子弟送到关中,而那些想到关中读书的普通人家子弟,又没有这个资本,关中学堂虽然学费并不高,但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看来有必要在凉州也办一些规模小些的学堂,有利于培养人才,收拢人心。

    刘修在孟佗汇报完了粮草的准备情况后,顺便提起了这个问题。孟佗有些为难。他说,凉州这两年有所发展,但是底子还是薄,地方大,官吏不能太少,太少了管不过来,人口少,赋税就少,要维持现在的官吏运行,已经勉为其难。办学堂虽说开销不是很大,但是这毕竟也是一个开支,开起来容易,那是个政绩,可是如果无法维持,没几年就要关门,或者招收不到学子,那可就不好看了。

    刘修听了这话,对孟佗刮目相看。作为孟佗来说,开设学堂是个政绩,至于几年后的事,谁知道他还是不是凉州刺史,就算是,开张的时候轰轰烈烈,关门的时候悄无声息,天朝的官员们不都是这么干的?一个腐朽的封建社会官僚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实在是不容易。

    换句话说,孟佗这是站在他来想问题,而不是一心只顾自己的政绩了。

    “你说得有道理,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刘修很满意,他赞了孟佗两句,随即提到了快要运到的山东丝帛和蜀锦,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大规模的重开丝绸之路,凉州是商队出关中后第一个区域,能否及时供应,是非常考验当地官员,特别是孟佗这个凉州刺史能力的一个问题。

    “将军,水的问题尚且可以解决,可是粮食的问题,凉州很难自己解决。”孟佗犹豫了好一会,还是实事求是的对刘修说:“凉州的耕地很少,大部分百姓还是以放牧为生,将军要征羌,羌人征服之后怎么安排?他们不善于耕种,而且凉州也没有这么多的地让他们耕种。眼下供应那些商人问题不大,挤一挤,还能挤出来,可是以后商人越来越多,必然会出现缺粮的问题,将军,这个不能不重视啊。”

    刘修也非常为难。凉州的情况正如孟佗所说,耕牧并重,耕地有限,粮食产量一直不高,这两年关中粮食产业增长较快,能够支持凉州一些,但那主要是供军队的军粮,再供商人的口粮,那关中也承受不起。益州倒是有粮,可是益州的粮运出来的成本过高,通过栈道肩挑车拉,那效率实在太低,通过水路吧,由凉州入益州容易,可是由益州出凉州,那就困难了。

    还是得尽快平定关东啊,没有关东的粮食,大汉就像断了奶的孩子,很难长得健壮。

    “你先筹备着,我也在想办法。”刘修也只能安慰孟佗,“我会让成都学堂和关中学堂的技师们去考察,看看怎么改善益州凉州之间的道路,要想富,先修路啊。”

    这话一说,刘修忽然心中一动。他以前想的是怎么生产能赚钱的商品,可是现在却发现,仅有商品是不够的,运不出来也不行,商品要流通才有意义,才能发财。以前他经常在墙上看到大标语,什么“要想富,先修路”,或者“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只是当政斧的宣传用语,可是现在一想,这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大汉目前只有六千万人,和后世的十六亿相去并远,但是以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力水平来说,六千万其实也已经到了土地能供养的极限了。这两条标语,似乎对现实也非常适用。

    控制人口,他没什么办法,推行计划生育好像不太可行,可是修路却势在必行。益州到凉州要修路,益州去天竺也要修路。南方不像北方的草原,随便哪里都可以找到路,大山之中,没有政斧的统一规划,科学勘探,要想修一条路出来可不是容易的事。尽管如此,艹之过急也会造成社会危机,前有秦始皇修直道,汉武帝开夜郎道,后有隋炀帝开大运河,都是功在千秋,过在当世的事,隋炀帝更是为此葬送了江山和大好头颅。

    要想做点事真是不容易啊,只凭着书生意气是远远不够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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